新华网2008年5月18日发表题为大半个国务院入川 外报称中国式总理想学学不来的文章，转引新加坡《联合早报》18日刊登署名周兆呈的文章说，“中国的总理难为”，“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以下为文章摘要：

无论是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还是2004年底印尼大海啸，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领导人会在灾难发生时，除赶到现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之外，还要亲自担任救灾总指挥。毕竟前者属于政治职责，后者属于专业领域。

而在中国地震救灾的前四天里，温家宝几乎是把大半个国务院搬到了四川。他自己在震后仅仅几个小时就已经坐镇灾区，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公安部长孟建柱一直跟随身旁。副总理回良玉后来也赶到，5月15日晚间在四川列车上召开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会议上，也看到了教育部长周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等多位部长。

温家宝亲临一线，四处疲于奔命地指挥、调度、慰问。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总理的到场除了提高应变效率、争取黄金时间、督促地方官员、现场拍板解决问题之外，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指挥救灾、慰问百姓，更是灾场和全国民心稳定的巨大精神力量。

中国总理这个职位，自周恩来时代开始，就被赋予了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的形象，“周总理”三个字既是一代中国人对周恩来的永恒纪念，也是对继任者的道德标尺和衡量比照。

1966年3月8日，中国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周恩来于3月9日、3月10日、4月1日先后三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顶着寒风、踏着瓦砾、进窝棚、下地窖、慰问伤病员，站在木箱子上给父老乡亲喊话，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这是1960年代中共高层与民众在危机时刻的沟通渠道和方式，双方没有距离，充满信任。2008年的地震与之以及1976年的唐山地震相比，拯救能力变得更强、处理方式变得公开透明、舆论更为自由开放、举国救灾的机制更为有效，而总理与受灾民众沟通的语言、慰问的姿态、鼓励的方式，自三四十年前至今，仍是一以贯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当温家宝对着灾民喊“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你们”，当温家宝对着救援部队说“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当温家宝对着电视镜头向全国表示，“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正在灾区受苦受难的民众以及对痛苦感同身受的中国其他地方人民，从这样沙哑颤抖而坚定的声音中，都听出了其中的温情、决心和斗志，绝不是流于表面和形式的口号。

这些政治话语，一旦灾难来袭，政治领袖的喊话却有了强大的动员力量，这样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语言，能够发挥出巨大的鼓舞作用，让灾区民众焦虑、恐惧的心情得到缓和，对未来不会绝望；参与救灾的人员也能够被激发出战斗意志，团结拼下去。“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与汶川人民心连心”、“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这些在救灾、安置现场比比皆是的标语、横幅，看似套话，却有着强大的精神激励效果。

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急行军数十公里奔赴灾区、没日没夜解救灾民的时候，除了人道精神，也有理想与光荣的信念追求，“军民一家”、“人民子弟兵”的词汇才如此令他们刻骨铭心；当温家宝哽咽着抚慰儿童说，“孩子，别哭，孩子”，“以人为本”的理念才不会是仅仅停留在会议公报和党报党刊上的文字。

中国总理作为执政党最高层领袖，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之外，同时也需要成为政党理想和原则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或者是展示者，证明这些政治话语不是形式、不是套话，而是执政者坚持的信念。

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

Photo Source: www.sohu.com

一衣带水的近邻，彼此间的距离却又仿佛相隔万水千山。当春暖花开的五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再次重逢，历史的烽火硝烟已渐渐散去，现在最需要的是重新打开一扇窗，发现日本，了解日本。它其实并不是我们过去想像的那样单一。大与小、灵与肉、贫与富、东与西、左与右，组成了这个矛盾的国度。

新华网2008年5月8日转自《国际先驱导报》的精彩文章介绍日本文化，题为：日本：中国人必须了解的邻国。以上是原文按语。撰稿：马挺。

大与小：弹丸小国怀大国梦

“中国算什么‘大国’啊，只不过‘大’就是了”。这句话虽出自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教师之口，却反映了普通日本人近来对中国的看法。话里第二个“大（读degai）”在日语里是个子大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只是面积大，人口多，算不上真正“强大”的国家。

向来对“大小”很在意的日本人，虽然拥挤在陆地面积不到38万平方公里的小小土地上，却有着很深的弹丸“大”国情结。

“大”帝国的破碎

已废除的“明治宪法”正式名称是《大日本帝国宪法》。其实“大日本帝国”并没有被规定为日本的国号。当时的宪法原案里没有“大”，而有制宪成员提出应按“皇室典范”案加上“大”字；反对者认为在宪法中使用“大”，有妄自尊大之嫌。最后由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裁定，加上“大”。但未明确定为国号。

之后，日本的对内外公文书使用了“日本、日本国、日本帝国、大日本国、大日本帝国、帝国、Japan”等一堆名称，直到1935年开始，才由外务省统一对外用 “大日本帝国”至战败。

在战后日本政府向占领军司令部（GHQ）提交的新宪法案，还是用的“大日本帝国”。但GHQ不予受理。等GHQ把瞒着日本人起草的宪法案日译本递到外相吉田茂手里时，上面只用“日本国”。

喜欢和中国比“大小”

我以前也一直以为“小日本”个子矮。身高一米八的我到了日本，最初住在日式房子里，前额总是受到门框的“阻击”，渐成驼背。可见以前的日本人矮是真的。可是上街、乘车却一点儿没有鹤立鸡群的感觉，我的学生，尤其是男生，有不少能与我比肩。

我的一位在音响公司工作的学生到中国留过学。当时还在开放初期，他已经看出中国的发展势头很快能赶上日本，就悄悄地跟我说，你们有了人口第一，四大发明，万里长城，就留给我们日本一点儿吧，别什么都是“中国第一”。

无独有偶，与一位在香港留过学的女学生谈起中国的漆器，她很吃惊：“漆器不是只有日本才有吗？”日本的漆器确实很精致，世界上甚至把“大漆”称为“Japanese lacquer”。但我在漆器工厂当过8年工人，略知中国漆器历史的久远。我说，你去看看马王堆出土文物吧。她嗫嚅着：“怎么什么都是你们中国的呢？”后来，她干脆嫁到中国去了。

骨子深处的“小”

§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转载新华网 2008年04月10日文： 《南德意志报》：中国古老的茶文化再次苏醒。文章在编者按中说：进入21世纪，喝茶在欧美重新流行起来。鉴于中国的日趋繁荣，专家们预料：欧洲城市的咖啡馆中有更多种类的茶叶可供选择的一天即将到来。德国《南德意志报》4日就此刊登一篇题为《皇帝的发现》的署名文章，要点如下：

茶叶之于中国人，就如同葡萄酒之于欧洲人。虽然由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会鉴赏葡萄酒，但中国茶也因其繁多的品种和古老的传统而被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视为一流的奢侈品。其实这是个再发现的过程，因为自从1560年葡萄牙人第一次将茶叶带入西方以来，这种昂贵的植物叶子就成了除丝绸和瓷器之外，欧洲商人最渴求的商品。

不过，中国茶的历史要比这久远得多。传说3000多年前，神农氏游历南方时发现了茶叶。当时，仆人正在为他烧水，一片叶子恰好被风吹入锅中，水于是变成了绿褐色。神农氏决定品尝锅中之水，发现它令人气爽神怡。茶叶由此诞生。

中国的茶文化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不仅茶叶和佛教后来一起传入日本，而且公元800年问世的《茶经》也出自一位名为陆羽的和尚之手。《茶经》记载了极其精湛的饮茶技巧和礼俗，以及不同种类的茶叶对身体和心灵所起的作用。几个世纪以来，茶文化已经产生出需要用一生时间来掌握的深刻哲学和技巧。

“从理论上说，喝茶是一门学问，从实践上说，它是一门艺术”，一位在中国浙江做买卖的日本茶商说。”水温、沏茶技术和工具的使用因茶叶而异，需要很高的准确性、大量的知识和练习。”不过，并非只有精于茶道和学问高深的人才喝茶，茶道也是一种大众文化。

在中国，人们一日三餐都喝茶。紧跟潮流的中产阶级不仅能区分美式咖啡和卡布其诺，也能分清花茶和龙井。商人们在茶楼寻找适合谈生意的气氛。在茶文化气息历来比北方省份更为浓郁的广东省，人们早晨不是去”吃早饭”，而是去”喝早茶”。南方人喝茶时也更注重礼节。

与欧洲盛行喝红茶不同，绿茶是中国人最喜欢也是流传最广的茶叶。中国种植的茶叶差不多有3/4是绿茶。很受欢迎的一种绿茶是杭州的龙井，清朝的乾隆皇帝认为它是中国最好的茶叶。乾隆曾四下杭州，钦点了18株最好的茶树。这些茶树所产的茶叶属于非卖品，只能进贡皇宫。现在，最好的春茶每两最多可以卖到 7000元人民币。尽管如此，春茶通常在之前的冬天就已预售一空。

饮茶肯定正在中国复兴，一种古老的文化再次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