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cultural Issues'

中国独特政治文化在抗震中集中体现

Sun May 18th, 2008 • Responses (0)

新华网2008年5月18日发表题为大半个国务院入川 外报称中国式总理想学学不来的文章,转引新加坡《联合早报》18日刊登署名周兆呈的文章说,“中国的总理难为”,“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以下为文章摘要:

无论是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还是2004年底印尼大海啸,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领导人会在灾难发生时,除赶到现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之外,还要亲自担任救灾总指挥。毕竟前者属于政治职责,后者属于专业领域。

Chinese_Premier_wenjiabao.jpg而在中国地震救灾的前四天里,温家宝几乎是把大半个国务院搬到了四川。他自己在震后仅仅几个小时就已经坐镇灾区,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公安部长孟建柱一直跟随身旁。副总理回良玉后来也赶到,5月15日晚间在四川列车上召开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会议上,也看到了教育部长周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等多位部长。

温家宝亲临一线,四处疲于奔命地指挥、调度、慰问。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总理的到场除了提高应变效率、争取黄金时间、督促地方官员、现场拍板解决问题之外,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指挥救灾、慰问百姓,更是灾场和全国民心稳定的巨大精神力量。

中国总理这个职位,自周恩来时代开始,就被赋予了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的形象,“周总理”三个字既是一代中国人对周恩来的永恒纪念,也是对继任者的道德标尺和衡量比照。

1966年3月8日,中国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周恩来于3月9日、3月10日、4月1日先后三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顶着寒风、踏着瓦砾、进窝棚、下地窖、慰问伤病员,站在木箱子上给父老乡亲喊话,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这是1960年代中共高层与民众在危机时刻的沟通渠道和方式,双方没有距离,充满信任。2008年的地震与之以及1976年的唐山地震相比,拯救能力变得更强、处理方式变得公开透明、舆论更为自由开放、举国救灾的机制更为有效,而总理与受灾民众沟通的语言、慰问的姿态、鼓励的方式,自三四十年前至今,仍是一以贯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当温家宝对着灾民喊“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你们”,当温家宝对着救援部队说“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当温家宝对着电视镜头向全国表示,“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正在灾区受苦受难的民众以及对痛苦感同身受的中国其他地方人民,从这样沙哑颤抖而坚定的声音中,都听出了其中的温情、决心和斗志,绝不是流于表面和形式的口号。

这些政治话语,一旦灾难来袭,政治领袖的喊话却有了强大的动员力量,这样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语言,能够发挥出巨大的鼓舞作用,让灾区民众焦虑、恐惧的心情得到缓和,对未来不会绝望;参与救灾的人员也能够被激发出战斗意志,团结拼下去。“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与汶川人民心连心”、“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这些在救灾、安置现场比比皆是的标语、横幅,看似套话,却有着强大的精神激励效果。

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急行军数十公里奔赴灾区、没日没夜解救灾民的时候,除了人道精神,也有理想与光荣的信念追求,“军民一家”、“人民子弟兵”的词汇才如此令他们刻骨铭心;当温家宝哽咽着抚慰儿童说,“孩子,别哭,孩子”,“以人为本”的理念才不会是仅仅停留在会议公报和党报党刊上的文字。

中国总理作为执政党最高层领袖,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之外,同时也需要成为政党理想和原则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或者是展示者,证明这些政治话语不是形式、不是套话,而是执政者坚持的信念。

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

Photo Source: www.sohu.com

了解日本!

Thu May 8th, 2008 • Responses (0)

一衣带水的近邻,彼此间的距离却又仿佛相隔万水千山。当春暖花开的五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再次重逢,历史的烽火硝烟已渐渐散去,现在最需要的是重新打开一扇窗,发现日本,了解日本。它其实并不是我们过去想像的那样单一。大与小、灵与肉、贫与富、东与西、左与右,组成了这个矛盾的国度。

新华网2008年5月8日转自《国际先驱导报》的精彩文章介绍日本文化,题为:日本:中国人必须了解的邻国。以上是原文按语。撰稿:马挺。

大与小:弹丸小国怀大国梦

“中国算什么‘大国’啊,只不过‘大’就是了”。这句话虽出自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教师之口,却反映了普通日本人近来对中国的看法。话里第二个“大(读degai)”在日语里是个子大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只是面积大,人口多,算不上真正“强大”的国家。

向来对“大小”很在意的日本人,虽然拥挤在陆地面积不到38万平方公里的小小土地上,却有着很深的弹丸“大”国情结。

“大”帝国的破碎

fushishan.jpg已废除的“明治宪法”正式名称是《大日本帝国宪法》。其实“大日本帝国”并没有被规定为日本的国号。当时的宪法原案里没有“大”,而有制宪成员提出应按“皇室典范”案加上“大”字;反对者认为在宪法中使用“大”,有妄自尊大之嫌。最后由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裁定,加上“大”。但未明确定为国号。

之后,日本的对内外公文书使用了“日本、日本国、日本帝国、大日本国、大日本帝国、帝国、Japan”等一堆名称,直到1935年开始,才由外务省统一对外用 “大日本帝国”至战败。

在战后日本政府向占领军司令部(GHQ)提交的新宪法案,还是用的“大日本帝国”。但GHQ不予受理。等GHQ把瞒着日本人起草的宪法案日译本递到外相吉田茂手里时,上面只用“日本国”。

喜欢和中国比“大小”

japan.jpg我以前也一直以为“小日本”个子矮。身高一米八的我到了日本,最初住在日式房子里,前额总是受到门框的“阻击”,渐成驼背。可见以前的日本人矮是真的。可是上街、乘车却一点儿没有鹤立鸡群的感觉,我的学生,尤其是男生,有不少能与我比肩。

我的一位在音响公司工作的学生到中国留过学。当时还在开放初期,他已经看出中国的发展势头很快能赶上日本,就悄悄地跟我说,你们有了人口第一,四大发明,万里长城,就留给我们日本一点儿吧,别什么都是“中国第一”。

无独有偶,与一位在香港留过学的女学生谈起中国的漆器,她很吃惊:“漆器不是只有日本才有吗?”日本的漆器确实很精致,世界上甚至把“大漆”称为“Japanese lacquer”。但我在漆器工厂当过8年工人,略知中国漆器历史的久远。我说,你去看看马王堆出土文物吧。她嗫嚅着:“怎么什么都是你们中国的呢?”后来,她干脆嫁到中国去了。

骨子深处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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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to deceive influenced by cultural self-identity

Thu March 6th, 2008 • Responses (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recent inaugur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JIIC) features five different research studies that focus on a wide array of communication issues, including the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deception.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n Yahoo News,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a persons motivation to deceive is influenced by his or her cultural self-identity as well as finding that ones cultural identity greatly influences whether or not a message was perceived to be deceptive.”

Interestingly,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deceptive communication can actually serve a functional purpose” and according to Yahoo, also points ou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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