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发展，在影响世界，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世界；中国应该拿什么影响世界…

8月23日，腾讯网转载南方报网的一篇文章，谈及一本名为《guanxi》的书。看书名就知，这是一本“描述”中国人（或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书。关于中国文化里的“关系”，几年前曾与一位美国人谈起过，他对这个“关系”很感兴趣，并努力凭借他作为一个外国人的理解力来理解这个对他来说是极为神秘的东西。他感觉新奇，并努力地探究…

中国应该拿什么影响世界…

“送礼”到底是破坏市场规则的恶行，还是和中国人跨文化交往的必备工具？

梁文道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很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在机场书店候机的时候，就隐隐约约感觉到“力拓”（Rio Tinto）这类案件迟早是要发生的。

那天我在英文商业书的新书架上，注意到一本书的书名特别奇怪，叫做《Guanxi》，打开一翻，原来里头全是教外国人在中国做买卖的实用知识。从我这个中国人的角度，这本书的内容也可说得上是相当全面了，由各省的环境物产一直谈到中国人的心理学，几乎所有刚刚抵达中国这片土地的老外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它全都粗略囊括进去了。问题是它为什么要用“关系”的英文音译来做书名呢？莫非它的作者认定“关系”才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终极诀窍？放下这本书，我再四处看看，赫然发现同类的书还有不少，并且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关系”的重要。

那是一次令我非常震撼的经验，因为我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不成文定理，这条定理就是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以开放为前导。它背后的假设是中国落后了；既然落后，必然就要改革旧有的陈规与制度。但是如此庞大的国家要动起来可不是易事，所以必须找出足以推动改革的支点和能量。因此当年的政府就用定下开放时间表的方法，来为改革的进程制造紧迫感；时候一到，无论你有多顽固，不管你有多僵化，你也要被迫迎战外来的对手，而且依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为了准备那注定来临的死线，你一定先大刀阔斧地改造好自己的体质基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条定理最有名的实例了。当年大家都晓得迟早要放弃市场保护主义的各种手段，所以不得不大规模地重组自身的产业结构；甚至逐步完善法制建设，将来好和国际接轨。由于有过这样的经验，许多中国观察家就断言，中国一定会被世界改变。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中国的经济成长必然要和全球化的未来捆绑在一起，为了融入全球化的秩序，为了争取外国的投资和市场，中国是不能不变的。这个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起点往往是某个行业的固有利益分配模式受冲击，最后则会导向一些相关部门的权力大撤退。我还记得，当时甚至有人把杜绝贪腐的希望，也寄托在这条开放带动改革的定理上，觉得外贸的增加势将带来更透明更公正的交易模式。

结果证明，这种想法简直幼稚得可笑。因为中国商业腐败事件里头起码超过一半是和外企有关的，不少跨国集团都牵涉在那些案件之中。可见外国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外国的商家更绝对不是天使。但是中国人却往往惯于某种对立批判的思维，为了指斥自身的不是，时常过度强调他者之美善。例如新闻报道，大家总以为只有我们的媒体不客观不全面，于是就夸大了他国传媒的独立与求真；最后知道外媒“原来也有偏见”，接着就极端地彻底否定一切外媒的报道。

贪污的问题亦可作如是观。近来接连几宗大案让一般百姓大开眼界，发现外国公司一样会贿赂，而且还很懂行情地贿赂公务人员。但是你千万不能简单地推论这是中国把他们教坏了，污染了他们单纯的灵魂。事实上，许多声名卓著的跨国企业都有跨国贪污的丰厚经验，在腐败问题严重的第三世界国家留下劣迹斑斑的记录，乃至于欧美等国都专门为此立下规管海外行贿的法律。这是牟利企业的本性，为了追求利润，为了打击对手，为了取得市场，它们一定会见缝插针地寻找一切可乘之机。

然而，正所谓入乡随俗，贪污行贿也自有其地方特色。外企在华行贿的问题还不是行贿自身，而是他们对在华行贿的看法。三十年来，美国商学院开设了许多文化课程，帮助未来商界领袖明了各地市场的文化传统以及其中的商业习惯。这类课程往往简化了复杂的社会现象，隐含“文化本质论”式的偏见；可是它又不乏实证的效果，真能在某些场合大派用场，因此渐渐形成一套主流常识，进入了通俗的商业书籍。

就拿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关系”来说吧，且看专门提供跨文化交易服务的Kwintessential公司怎样在其网络字典中定义它：Guanxi是中国文化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也表示一方对另一方的义务，建立在历次的社会互动与好处的交换之上。…Guanxi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金，能够在双方之间储存或者消费。…好处的交换不限于同类型的服务。所以如果一个人介绍你给另一个人，而你帮他取得外国护照或者让他的孩子去外国念书，这不算是越界的行为。不只如此，礼物也是建立和扯平Guanxi的常用手段。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有负于人，他就该用礼物恢复平衡。同样地，如果感到自己犯了对方，或者想强化关系的力度，也可以动用礼物。

从这段简短的描述里面，读者能够学到什么呢？他也许会觉得“ 送礼”是配合中国人的表现，是取得中国伙伴欢心的行为。至于那份礼物是一本外国护照，还是别的什么，就大有斟酌空间了。尽管这个空间是灰色的，甚至可能接近黑色，但也不失为尊重文化差异的恰当表现。再推演下去，Guanxi这个东西就可以变得很危险了，既在法律和道德的界限边缘，却又有实际的效果验证，最后还能用文化差异去合理化一切疑点。“送礼”到底是破坏市场规则的恶行，还是和中国人跨文化交往的必备工具？它什么时候犯法？又什么时候不犯法？对不少外商而言，这还真是个存乎一心的敏感问题。（来源：腾讯网 责任编辑：alias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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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凤凰网》以《一个法国人的中国观察》为题转引了一位在华法国人关于“世界公民”观点的博客文章。这位名叫何诺的作者，在他题为《我们是谁?》的文章中提出他关于“我们”、“你们”的理解，以及一个在中国的老外所体会的“内外观”。他认为：

其实，我们人类基本都有两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来自大自然，我们首先都是人，属于共同脱氧核糖核酸的种类，可以互相交配。

第二个身份来自文化和社会，我们都是他国的外国，外地人。 这个第二个身份主动，又被动。国旗，国歌，运动比赛，爱国主义的目标都是要让一堆人感觉属于同一个家庭，因为政治的原因把一群人在同样一个权力下团结起来。这个过程建造了“我们”和“别人”的概念。

他同时认为：

出生的国家，母语我们都不能选择。不过文化呢？我认为21世纪的世界公民是一个“文化混血”，可以选择吸取各文化的优点，享受一个多重丰富的身份。

他文章中谈到的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是谁》一期，我们在这里也曾转引。

“Welcoming”, “Diverse”, “Voluminous”… are the words for China.

On September 1st, a group of 12 American talented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a CCTV program. At the end of the program they were invited to briefly express their impressions on the country after the 15-day visit to China.

All the students are U.S. President Award winners (the program did not tell us exactly which award that is, and it is mostly likely to be the U.S President’s Award for Educational Excellence).

It is inspiring to see how these young American students view the differences in a almost entirely different culture, particularly at the time only just after the 2008 Beijing Summer Olympics which has in fact ‘triggered’ a discussion of intercultural mutual learning in the country. It is also interesting to notic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from two educational system at the time when there is discussions over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the both educational systems.

Here is the full list of terms we got from the program given by students to describe China:

“Welcoming”, “Diverse”, “Voluminous”, “Intellectually stimulating”, “Many many stories”, “Spirited”, “Crowded”, “Honest”, “Cyclical”, “Inspiring”, and “Amazing opportunities”.

And here is the online version of the program: China in Your Own Words: U.S. President Award Winners.

“China in Your Own Words” is in fact a CCTV program, which, by their own words, invites people “to tell in your own words, in your own way, the China that you know or experienced, regardless of your age, nationalities, or any other background”. And through this report we know that the visit was sponsored by Wall Street English, the biggest foreign English training company in China specialized in business English programs.

Picture source: “China in Your Own Words“, CCTV

I heard this through a program on Phoenix TV today at about 18:50 Beijing time that Thomas L. Friedman, the author of The World is Flat, made some interesting remarks when he was watch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Beijing 2008 Summer Olympics. According to the program, the winner of three times of Pulitzer Prize said: look at the strength of this country, and, we shall send our children to learn Chinese. I am not sure if the remarks were true, (I went to the website of the TV to try to find the online version of the program but did not find it), but the remarks remind me of his famous book. Just as what the article on Japan Times Online put down:

There’s probably a lot of truth to Pulitzer Prize-winning journalist Thomas L. Friedman’s groundbreaking book “The World Is Flat,” an in-depth look at how technology and globalism have revolutionized education, employment, communication and the livelihood of billions. Not surprisingly, China is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this thought-provoking book.

China, more than any other nation, will feel the effects (good and bad) of these changes for decades to come.

The Olympics is the biggest example of Friedman’s treatise to date, the true launching point of China’s arrival as a global force. And it has provided endless hours of contemplation for sociologists, political pundits and average citizens in all corners of the Earth.

In regard to the Games, it is true when some people say it is a defining moment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In terms of intercultural learning, 2008 Beijing Olympics is in fact a valuable chance for China, particularly for Beijing and other co-host cities, to interact with other cultures in a massive and joyful way, and it is also a great chance for the country as a whole to display its own cultural uniqueness to the world.

On August 26, 2008 San Diego Union Tribune reports that the slowing American economy is having effects on inter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s. By the title Fewer Open Doors, the reports says that “several organizations in the industry – although not all – said they have found it more difficult to sign up (host-) families this year because of economic uncertainties”.

新华网2008年5月18日发表题为大半个国务院入川 外报称中国式总理想学学不来的文章，转引新加坡《联合早报》18日刊登署名周兆呈的文章说，“中国的总理难为”，“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以下为文章摘要：

无论是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还是2004年底印尼大海啸，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领导人会在灾难发生时，除赶到现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之外，还要亲自担任救灾总指挥。毕竟前者属于政治职责，后者属于专业领域。

而在中国地震救灾的前四天里，温家宝几乎是把大半个国务院搬到了四川。他自己在震后仅仅几个小时就已经坐镇灾区，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公安部长孟建柱一直跟随身旁。副总理回良玉后来也赶到，5月15日晚间在四川列车上召开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会议上，也看到了教育部长周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等多位部长。

温家宝亲临一线，四处疲于奔命地指挥、调度、慰问。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总理的到场除了提高应变效率、争取黄金时间、督促地方官员、现场拍板解决问题之外，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指挥救灾、慰问百姓，更是灾场和全国民心稳定的巨大精神力量。

中国总理这个职位，自周恩来时代开始，就被赋予了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的形象，“周总理”三个字既是一代中国人对周恩来的永恒纪念，也是对继任者的道德标尺和衡量比照。

1966年3月8日，中国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周恩来于3月9日、3月10日、4月1日先后三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顶着寒风、踏着瓦砾、进窝棚、下地窖、慰问伤病员，站在木箱子上给父老乡亲喊话，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这是1960年代中共高层与民众在危机时刻的沟通渠道和方式，双方没有距离，充满信任。2008年的地震与之以及1976年的唐山地震相比，拯救能力变得更强、处理方式变得公开透明、舆论更为自由开放、举国救灾的机制更为有效，而总理与受灾民众沟通的语言、慰问的姿态、鼓励的方式，自三四十年前至今，仍是一以贯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当温家宝对着灾民喊“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你们”，当温家宝对着救援部队说“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当温家宝对着电视镜头向全国表示，“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正在灾区受苦受难的民众以及对痛苦感同身受的中国其他地方人民，从这样沙哑颤抖而坚定的声音中，都听出了其中的温情、决心和斗志，绝不是流于表面和形式的口号。

这些政治话语，一旦灾难来袭，政治领袖的喊话却有了强大的动员力量，这样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语言，能够发挥出巨大的鼓舞作用，让灾区民众焦虑、恐惧的心情得到缓和，对未来不会绝望；参与救灾的人员也能够被激发出战斗意志，团结拼下去。“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与汶川人民心连心”、“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这些在救灾、安置现场比比皆是的标语、横幅，看似套话，却有着强大的精神激励效果。

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急行军数十公里奔赴灾区、没日没夜解救灾民的时候，除了人道精神，也有理想与光荣的信念追求，“军民一家”、“人民子弟兵”的词汇才如此令他们刻骨铭心；当温家宝哽咽着抚慰儿童说，“孩子，别哭，孩子”，“以人为本”的理念才不会是仅仅停留在会议公报和党报党刊上的文字。

中国总理作为执政党最高层领袖，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之外，同时也需要成为政党理想和原则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或者是展示者，证明这些政治话语不是形式、不是套话，而是执政者坚持的信念。

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

Photo Source: www.sohu.com

一衣带水的近邻，彼此间的距离却又仿佛相隔万水千山。当春暖花开的五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再次重逢，历史的烽火硝烟已渐渐散去，现在最需要的是重新打开一扇窗，发现日本，了解日本。它其实并不是我们过去想像的那样单一。大与小、灵与肉、贫与富、东与西、左与右，组成了这个矛盾的国度。

新华网2008年5月8日转自《国际先驱导报》的精彩文章介绍日本文化，题为：日本：中国人必须了解的邻国。以上是原文按语。撰稿：马挺。

大与小：弹丸小国怀大国梦

“中国算什么‘大国’啊，只不过‘大’就是了”。这句话虽出自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教师之口，却反映了普通日本人近来对中国的看法。话里第二个“大（读degai）”在日语里是个子大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只是面积大，人口多，算不上真正“强大”的国家。

向来对“大小”很在意的日本人，虽然拥挤在陆地面积不到38万平方公里的小小土地上，却有着很深的弹丸“大”国情结。

“大”帝国的破碎

已废除的“明治宪法”正式名称是《大日本帝国宪法》。其实“大日本帝国”并没有被规定为日本的国号。当时的宪法原案里没有“大”，而有制宪成员提出应按“皇室典范”案加上“大”字；反对者认为在宪法中使用“大”，有妄自尊大之嫌。最后由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裁定，加上“大”。但未明确定为国号。

之后，日本的对内外公文书使用了“日本、日本国、日本帝国、大日本国、大日本帝国、帝国、Japan”等一堆名称，直到1935年开始，才由外务省统一对外用 “大日本帝国”至战败。

在战后日本政府向占领军司令部（GHQ）提交的新宪法案，还是用的“大日本帝国”。但GHQ不予受理。等GHQ把瞒着日本人起草的宪法案日译本递到外相吉田茂手里时，上面只用“日本国”。

喜欢和中国比“大小”

我以前也一直以为“小日本”个子矮。身高一米八的我到了日本，最初住在日式房子里，前额总是受到门框的“阻击”，渐成驼背。可见以前的日本人矮是真的。可是上街、乘车却一点儿没有鹤立鸡群的感觉，我的学生，尤其是男生，有不少能与我比肩。

我的一位在音响公司工作的学生到中国留过学。当时还在开放初期，他已经看出中国的发展势头很快能赶上日本，就悄悄地跟我说，你们有了人口第一，四大发明，万里长城，就留给我们日本一点儿吧，别什么都是“中国第一”。

无独有偶，与一位在香港留过学的女学生谈起中国的漆器，她很吃惊：“漆器不是只有日本才有吗？”日本的漆器确实很精致，世界上甚至把“大漆”称为“Japanese lacquer”。但我在漆器工厂当过8年工人，略知中国漆器历史的久远。我说，你去看看马王堆出土文物吧。她嗫嚅着：“怎么什么都是你们中国的呢？”后来，她干脆嫁到中国去了。

骨子深处的“小”

对“大”与“小”，日语里还有另一种用法。比如说某人“态度‘大（degai）’”，意思是骄横高傲。如果说要把身体变“小”，意思就近似“蜷缩”。除了不舒展身体，更是要在人前显出卑微谦逊。

总的来说，日本人生活中是讨厌“大”而惯于“小”。说日本男孩子没风度，也与此有关。女孩子含胸佝背也就算了，男的跟着学，就猥琐了。我对日本学生们并不避讳自己不喜欢日本人（不是指一个个具体的人）。偶有胆儿大的学生问我，不喜欢日本人什么地方。我说，因为“不堂堂正正”。今年我又宣布了一条新规矩：上课可以用手机发信息，记笔记。看学生们正在惊讶，就加上一句：“条件是，要用就在桌面上堂堂正正地用，在下边搞‘小’动作的，就请给我出去！”

日本国民不满意政府对美国外交的“小”姿态。但是战败国，没办法。对中国，大多数成年人还是心有愧疚。尤其在中国虽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时，日本人可以客气一些，或者说显得比较大度。但当中国不光是“大”，而且要真正“强大”时，日本人的嫉妒与无奈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其实，一月底开始的“饺子风波”就是日本人对中国的一次总爆发。

灵与肉：性开放下“坐怀不乱”

两个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一起从浴室出来。男孩对女孩说：“你身子可长得真不错了啊！”女孩子兴奋地问：“真的？啊，真高兴！咱们俩有多少年没一块儿洗澡了？”“嗯，有十多年了吧！”……

这是日本电视剧的一个场景。两人幼时是邻居，常在一块儿洗澡玩耍。长大重逢，并非恋人关系，却有了上面的一幕。我到日本二十几年，才敢相信这种“坐怀不乱”在日本是可能的。

两个学生，一男一女，为我打工。晚了，女孩子就到男生的单身住处过夜。据说是一夜无事。日本还有一种“杂鱼寝”，就是男男女女，挤在一间榻榻米房间睡。当然是聚会喝多了之后。一般也是相安无事。

一个洗澡，一个睡觉，都与“性”有关。从中国固有的贞操观来看，那日本人就是“性开放”了。

独特的“耻的文化”

日本孩子接触性信息比较早，对性的神秘感不太强。家庭成员、师生之间，也不避讳这类话题。你问日本人的初恋对象，往往告诉你是幼儿园时的某某某。

同时，日本很多父母不允许20岁以下的女孩子“外宿”，还规定了“门限”。也就是回家的时间。早的到晚七点，最晚也是十点半。

但日本女孩子大了以后，还要和爸爸一起洗澡。有些人矢口否认，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前几天电视里就播出专访：女儿每天和爸爸洗澡到二十几岁，出嫁前还是由爸爸给剃的胎毛。结婚后带丈夫回娘家，还是要和爸爸一块儿入浴。女婿在一旁也只好表示理解。当然，能够成为一台节目，也说明这种事情在日本已不常见了。

日本文化被认为是“耻的文化”，但在中国人看来，还不如说是“恬不知耻的文化”。殊不知，“耻的文化”是相对西方基督教的“原罪文化”而言的。

“淫乱”的男女混浴

去年见到境外著名中文媒体的某著名女主播。几句话就谈到日本人“淫乱”。理由之一就是“混浴”。

我初到日本，也经常在日本人面前嘲讽“混浴”。在一个学中文的社会班上，也照样冷嘲热讽了一顿。学生中一位我很敬重的老太太，日本有名的“歌人（和歌作家）”，下课后对我说：“马先生，混浴并不像您想像的那样。在那种场合，虽然都是赤裸，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开放的境界，不会有邪念的。”

我从此就对“混浴”缄口不言了。

日本人昔日除了在家里用木桶洗浴，就是到野外温泉。那时男的穿“下带（类似短裤）”，女的穿“汤浴着（薄浴衣）”。裸浴据说始于江户时代，公共澡堂子也开始普及。后江户大名松平定信发出男女混浴禁止令，实际上只限于取缔“卖春”。明治时代，外国人大量进入日本，原则上就不让“混浴”了。据说到战后才被真正禁止。但我一位曾在占领军中服务的亲戚说，当时在东京、横滨一带的澡堂子还是 “混浴”的。可女孩子一听到有外国人说话就跑掉了。

现在要找真正的“混浴”，就得到深山的温泉去。那里可能辟有“混浴区”。我就是在九州山间的露天温泉“混”过一次。男女老少几十个人，除了一位跟男友来的女性围着浴巾，其余都是“裸”的。有人在池子里泡，有人坐在池旁小酌。几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少女，在池边的石头上跳来跳去……透过蒸腾的水汽，远处山影绰约，自然、朴素、原始、开放。至今还感到奇怪的就是当时竟无一丝“邪念”。

麻烦的“性”

中、日虽都用一个“耻”字，但含义的不重合部分很大。如果说中国人的“耻”往往限于“性”，那日本人“耻”的范围则广得多。现在日本女厕所里多备放水仿音器，因为即使让同性听到排泄声也是“耻”；回答不上老师的问题；给朋友、上司添了麻烦等等，都使日本人感到“耻”。结婚几十年的老太太，从来没有叫过丈夫“您”，据说是害羞。

我在车上看到一个“痴汉（流氓）”暗中欺负女学生，上前制止。争执起来，女孩子不出来作证，反倒抽身下车了。后来才明白，日本人觉得被当众注目比暗中受辱更为“耻”。

在现代日本人看来，性不但是正常的，甚至是麻烦的。男女恋人、夫妇之间的“性less”甚至成为社会问题。要么男女约会，见面就进入“正题”，为的是怕话多语失，伤了和气。而大学教室里，男女“自然”地分开坐，下了课也是各扎一堆，很少当众交谈。

贫与富：平等社会也分等级

日本2005年底的“流行语大奖”评选，中奖语是“想定内（外）”，受奖者是当时炙手可热的网络公司“活力门”CEO堀江贵文。而刚过年，2006年1月16日，东京地检“特搜部”就强行搜查了“活力门”总部，继而逮捕了堀江。被保释后，他就躲在公司和自宅所在的53层“六本木丘”大厦里闭门不出，靠叫外卖过日子。这大概是堀江“想定外”的吧。

堀江的沉浮就是日本“仇富”的一个象征性案例。

最恨不仁之富

日本人其实不仇“为富”，而恨“不仁”。一来，日本的贫富之差相对不大，像个枣子，肚子大两头小。二来，富人不爱“显呗”。偶有匿名者，在信封里放一两万日元，加上一封劝人努力学习的信，放在公共厕所等处，任人捡拾。三是一般人都觉得富人是“云上之人”，与自己无关。

近年来，有些“西洋风”吹入日本。“性星”群中异军突起一对“叶氏姐妹”，颇有些西洋身材，极限裸露出镜。两人以异父姊妹相称，以暗示自己尽享西洋式的“豪宅、豪游、豪购、豪性”为卖点。但毕竟不合日本人口味，闹了十几年了，也未成大气候。

堀江也是冒了日本风土的大不韪。他在东京大学读了一半就投身信息产业，赚了一笔钱后，就想买下濒于破产的职业棒球队，不成后却一举出名。又钻法律盲点，偷偷购入大量“日本放送”的股票，意在并吞。未果，但猛赚１４００亿日元。接着又竞选众议员。落选，又要染指宇航事业……

这种与日本传统经营大相径庭的作法，就算没有超出法律界限，也进入了“不仁”的范畴。“替‘民’行道”的检方在“内侦”了一年后，终于抓住了他的尾巴。

日本人所谓的“竞争机制”，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要活，但也让你活”，尽量不设敌，不把对方置于死地。

老的日本人，勤勉节约，多不以西方式享受为然。大经营者，往往赚了一辈子钱，吃了一辈子的泡饭咸菜，却也安然。再者，挣多了财产也没用。给子女要赠与税；死了要遗产税，而且税率极高。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交不起遗产税，只好把老爷子在东京目白的宅子卖掉一半。日本就是以此防止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

贫富歧视影响至今

日本社会表面平等和谐，但暗部却隐藏着深刻的等级歧视。

前几年，因一位议员私下议论另一位“像××这种部落出身者是当不上日本首相的”，而闹出新闻。我来日本十几年也没听说过日本还有“部落”，这才知道“部落民”是日本社会中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部落民”至少可以上溯到十四世纪的室町时代。日本人昔日不吃四条腿的动物。就连想吃兔子，也要假装是鸡。可是为了获取皮革，就需要屠杀牛马制革。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是在村落里没有住处，傍水而居的穷人。在封建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中，根本没有他们的地位，被称为“河原人”“秽多”“非人”。战后才改称“部落民”。

虽然明治时期明令解放“秽多”、“非人”，却引起村民的反抗。战前战后有“水平社”等组织为追求“部落民”的解放、平等而抗争，但由于这种歧视根植于日本人观念深层，至今在就职、结婚等方面，还是存在严重的歧视。

日本著名文学家三岛由纪夫，就因被怀疑是“部落出身”，结婚前曾受到女方家长的严密调查。就是“部落者”本身也讳莫如深。有人快要结婚了，却突然被女方拒绝，后来才知道，连女儿也不知道她父母是“部落出身”。

东与西：身在东方心在西方

初到日本，出入庆应大学的图书馆。对面来了一位女学生，就开门等着她通过。只见她愣了好几秒，才明白我是在为她开门，又道歉又致意，鞠躬弯腰像鸡啄米，弄得我也手足无措了。

当时不明白，这么洋气的学生，居然不懂“Lady First”（女士优先）？其实第一个将西方“男女平等”介绍到日本的，正是这家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据说也是出自他的《脱亚论》。

西方心抹不去东方身

当时日本的革新派，看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沦为半殖民地，危机感很强，在主张日本 “富国强兵”的同时，认为 “儒教”是造成中国腐败落后的根源。以福泽为代表的“脱亚”思想，实际上就是“废除儒教”、“脱却中华思想”。但说到“入欧”，可能有些冤枉福翁了。因至今在福泽的言论里，没有检索到“入欧”一词。反而，他在《脱亚论》中把西方文明比作不可抵御传染的“麻疹”，是不得不接受的。可以说，不仅当时，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也未得“入欧”。

“明治宪法”参考了德国等欧洲各国的宪法。但日本议会政治直到战后，也只是穿了一件“西方民主”外衣，内核还是“和为贵”的日本村落文化。国会表面上很热闹，实际上是各党的幕后秘密交易主导。形式上，不管议员质询如何尖锐，大臣、首相只能低声下气答辩。

为了显出政治的“火药味”，参照英国议会的模式，在1999年11月创立了“党首讨论”，使首相也可以反问在野党。而在野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在第一次“党首讨论”时，问首相小渊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理，今天早餐您吃的是什么啊？”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原则”，在日本也是幌子。日本的物价很高，其原因之一是商品批发环节过多。但老百姓并无大怨言，他们知道，各个批发层次也养活着一批人。

缺乏原创的东西矛盾体

日本发展到了需要文字阶段，正好旁边有一个文字高度发达的中国，日本人就义无反顾地把“汉字”搬来了。其实汉语和日语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能把汉字这件衣服如此巧妙地穿在大和语（古日语）身上，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学”的本领，以至使日文成为世界上几乎惟一兼有表音意两种功能的文字。

日本人“原创”能力欠如，但其“学习”之彻底，与单纯的“拿来主义”、“学以致用”不可同日而语。古时日本人都以能直接写汉文、作汉诗为上品。我的两位日本同事常有汉诗唱和。一见面就切磋韵脚、平仄、用典、雅俗。

日本人具有非常现实的行为模式。汉字是“嵌”在日语里，挖不掉了，但 “中华思想”“妨碍进步”就可以脱却；西方“文明”像汉字一样可以改造；战后的“美国一边倒”，也只是躲不开的“麻疹”，顶多落个“麻脸”。但人还是日本人，文化还是日本文化。

请允许我“原创”一个“文化的核”的概念。假设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中核”，中华民族的“核”庞大而松散，大到了几乎说不清边缘的程度；日本民族的“核”微小且紧固，小到了连自己也不知其所在和内容。可能正是意识到“核”的松散，所以中国人对外来文化历来强烈抵御，生怕搅乱了自己的秩序；大概正是因为知道“核”的坚固，所以日本人不惧引进任何文化，反正一切都可以“为我所用”。

茶，来自中国。到了日本，演变成“茶道”。咖啡来自西方，日本人却要按茶道规矩先把杯子转半个圈再喝，才算“正宗”。

在日本，不管是“东”还是“西”，最终都变成了日本的“东西”。

左与右：右左分野鹰鸽大战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22年前，刚到东京，就看到几辆漆黑的宣传车，涂着“保皇”“爱国”“国体护持”的字样，打着日本军旗，车上的人用高音喇叭大声喊着。我马上拿出相机。没想到接我的朋友立刻跳过来，压住我的手，神情恐怖，连声说“可怕！可怕！”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所谓典型的日本“右翼”。

“右翼”的半边天

在日本，“右派”、“右倾”与“右翼”不是一个意思。“右翼”主要是指一类团体。他们自称“民族派”。其思想背景可以追溯到日本受到欧美列强威胁的幕府末期。明治维新后，成为反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带有暴力倾向的团体，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温床。战后受到GHQ的取缔。但因冷战而又被利用为压制进步势力的工具。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就被右翼成员当众刺杀。就连具有反战倾向的三笠宫亲王（昭和天皇的弟弟），也曾是他们恐怖行动的目标。

由于“左翼”人士以学者为主，近年来，知识型“右翼”也在形成。日本著名文学家三岛由纪夫，政治思想极端右倾，批判日本新宪法，组织右翼团体等等。他于1970年鼓动自卫队政变失败而剖腹自杀。

目前有几位“学者”可以称得上是“右翼”，但影响力远不及三岛。主张 “反对‘自虐史观’”、“肯定‘大东亚战争’”、“否定远东军事法庭”、“反美”、“改宪”、“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威胁论”等等。“新历史教科书”的背后，就有他们的影子。

在媒体方面，右翼的攻击对象是有进步取向的《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我3月份在《朝日新闻》上载文，批评日本媒体借饺子中毒事件，煽动反华厌华情绪，就有人匿名寄明信片到学校给我，开宗明义就是：“北京五轮（奥运）粉碎”。这不过是“右翼”的小爪子。也有在网上开骂的，就是所谓新兴的“网络右翼”了。另外，还有煽动仇华、厌华的“产经”等报刊，被日本的“左翼”揶揄为“营业右翼”。

“鹰鸽”大战是常态

国内一些媒体往往不加说明地突出转载《产经新闻》的文章，使人感到日本舆论好像都是反华的。其实，《产经新闻》之类，“右翼”色彩太浓，日本人往往一笑置之。以此代表日本人的对华观，有失偏颇。

在政界，一般不称“左右”，而用“鹰派”、“鸽派”，或“保守”、“革新”来区别。而且，自民党内鸽派不少；民主党内鹰派势力也很强。在国会的争论，除了海外出兵、改宪之类，大多是利益集团的冲突。

近年来日本国会内的武斗很罕见了。有时在野党会在表决时群起抢麦克，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发言者受到嘲骂而极少回口，是日本议会的一大风景。新人还要学如何嘲骂。动手是不行的。曾有个摔跤出身的议员就因为用水泼嘲骂他的议员，受到25天禁止进入国会的处分。

国会内的卫士很厉害，既不能动武又要维护秩序。3月30号，自民党要在众院强行通过汽油附加税法案，但众院议长河野被民主党议员堵在议长室。还是卫士将他团团围住，送入会场的。

其实，鹰派、鸽派也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说清的。比如，一般认为应该由鹰派掌握的防卫省（厅），而有好几任防卫大臣（长官）都是鸽派。现任大臣石破茂看上去“鹰”得很，对中国的态度也很强硬，但他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推行侵略的借口；反对日本“持核”。

The recent inaugur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JIIC) features five different research studies that focus on a wide array of communication issues, including the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deception.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n Yahoo News,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a persons motivation to deceive is influenced by his or her cultural self-identity as well as finding that ones cultural identity greatly influences whether or not a message was perceived to be deceptive.”

Interestingly,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deceptive communication can actually serve a functional purpose” and according to Yahoo, also points out that:

• People who strongly valued their own individuality over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reported having a lower overall motivation to deceive;
• People who possessed cultural self-identities which emphasize placing group needs over the individual reported having a greater overall motivation to avoid telling the truth;
• When people were presented with a scenario in which deception would serve to benefit them, those who valued their independence were more willing to use deception than in cases where deception would benefit someone else;
• People who valued social relationships over individuality, reported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use deception to benefit others rather than for self-serving purposes.

More interesting are the findings when comparing western cultures with eastern cultures in this respect:

Western cultures have long been noted to cultivate members who value their individuality. Being a moral and ethical person requires avoiding any communication that would jeopardize ones own personal integrity, such as lying.

By comparison, East Asian cultures have been well-known for endorsing more indirect styles of communication to protect the image of the other and promote trouble-free relationships. Deceptive communication has and continues to serve as a useful tool in the maintenance and preservation of significant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JIIC) is a quarterly journal by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U.S.A. and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Publishing Group. Free access to the 1st issue of the journal can be found here, and you can also find a podcast and its transcript.

Click here to view the embedded video.

The film is conceived by Robert A. Compton, who also wa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As explained by Education World, the title means:

High school often is measured by years or events, but across many nations, there is a common factor: Every student has 2 million minutes from the time he or she leaves eighth grade until high school graduation.

The film follows six students through their se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China, and trying to show that “the simple fact is, global education standards have passed America by“, as said by Compton in a press release. In an interview, Compton noted that “Our knowledge of these two cultures is seriously out of date and that has to change…fast,” and he also said, “Our economic future depends on it.” Compton also writes a blog entitled What Should America Do?, which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Two Million Minutes documentary film”, as explained by the author. “This blog offers deeper insights into education in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allenge America faces”.

Not having much knowledge about education in India, what we can see from China is that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is in fact desperately looking for remedies for its often labeled as examination-driven education. Just as an American scholar once pointed out in 2005 in a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Beijing , “while China is trying to move its education towards more quality and innovation oriented approaches, the U.S. is trying to upgrade the quality of its education by strengthening disciplines within schools and classes, and it appears that both are looking at each other”.

So, it is perhaps right to say that education is in many aspects about intercultural learning, which is in every way more important than economic competition.

Picture and film trailer credit: Two Million Minutes

A recent news report by Xinhua said that according to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speak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at home has increased by 10 percent during a five-year period.”

The figure is released in the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 2008 Year Book, and it says:

16 percent of Australians – or 3.1 million – speak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at home, which represent a 10 percent rise from the 2001 Census to the 2006 Census.

The most-commonly spoken languages were Italian, Greek, Arabic, Chinese (including Cantonese and Mandarin) and Vietnamese.

Indigenous Australians – who speak a native language at home – represent 11 percent of people who speak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at home. Of these people more than 50 percent reside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