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此前在国家汉办的一个专题讨论会上谈论中国文化时，认为：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绵延5000年，一直延续至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其生命根基源于中华文化的三大特点即三“道”，一是人格模式上的君子之道，二是思维模式上的中庸之道，三是行为模式上的礼仪之道。同时，他还用三个“缺少”辩证地分析了中华文化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如缺少公共意识、缺少实证意识和缺少法制意识。

中国在发展，在影响世界，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世界；中国应该拿什么影响世界…

8月23日，腾讯网转载南方报网的一篇文章，谈及一本名为《guanxi》的书。看书名就知，这是一本“描述”中国人（或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书。关于中国文化里的“关系”，几年前曾与一位美国人谈起过，他对这个“关系”很感兴趣，并努力凭借他作为一个外国人的理解力来理解这个对他来说是极为神秘的东西。他感觉新奇，并努力地探究…

中国应该拿什么影响世界…

“送礼”到底是破坏市场规则的恶行，还是和中国人跨文化交往的必备工具？

梁文道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很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在机场书店候机的时候，就隐隐约约感觉到“力拓”（Rio Tinto）这类案件迟早是要发生的。

那天我在英文商业书的新书架上，注意到一本书的书名特别奇怪，叫做《Guanxi》，打开一翻，原来里头全是教外国人在中国做买卖的实用知识。从我这个中国人的角度，这本书的内容也可说得上是相当全面了，由各省的环境物产一直谈到中国人的心理学，几乎所有刚刚抵达中国这片土地的老外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它全都粗略囊括进去了。问题是它为什么要用“关系”的英文音译来做书名呢？莫非它的作者认定“关系”才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终极诀窍？放下这本书，我再四处看看，赫然发现同类的书还有不少，并且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关系”的重要。

那是一次令我非常震撼的经验，因为我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不成文定理，这条定理就是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以开放为前导。它背后的假设是中国落后了；既然落后，必然就要改革旧有的陈规与制度。但是如此庞大的国家要动起来可不是易事，所以必须找出足以推动改革的支点和能量。因此当年的政府就用定下开放时间表的方法，来为改革的进程制造紧迫感；时候一到，无论你有多顽固，不管你有多僵化，你也要被迫迎战外来的对手，而且依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为了准备那注定来临的死线，你一定先大刀阔斧地改造好自己的体质基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条定理最有名的实例了。当年大家都晓得迟早要放弃市场保护主义的各种手段，所以不得不大规模地重组自身的产业结构；甚至逐步完善法制建设，将来好和国际接轨。由于有过这样的经验，许多中国观察家就断言，中国一定会被世界改变。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中国的经济成长必然要和全球化的未来捆绑在一起，为了融入全球化的秩序，为了争取外国的投资和市场，中国是不能不变的。这个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起点往往是某个行业的固有利益分配模式受冲击，最后则会导向一些相关部门的权力大撤退。我还记得，当时甚至有人把杜绝贪腐的希望，也寄托在这条开放带动改革的定理上，觉得外贸的增加势将带来更透明更公正的交易模式。

结果证明，这种想法简直幼稚得可笑。因为中国商业腐败事件里头起码超过一半是和外企有关的，不少跨国集团都牵涉在那些案件之中。可见外国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外国的商家更绝对不是天使。但是中国人却往往惯于某种对立批判的思维，为了指斥自身的不是，时常过度强调他者之美善。例如新闻报道，大家总以为只有我们的媒体不客观不全面，于是就夸大了他国传媒的独立与求真；最后知道外媒“原来也有偏见”，接着就极端地彻底否定一切外媒的报道。

贪污的问题亦可作如是观。近来接连几宗大案让一般百姓大开眼界，发现外国公司一样会贿赂，而且还很懂行情地贿赂公务人员。但是你千万不能简单地推论这是中国把他们教坏了，污染了他们单纯的灵魂。事实上，许多声名卓著的跨国企业都有跨国贪污的丰厚经验，在腐败问题严重的第三世界国家留下劣迹斑斑的记录，乃至于欧美等国都专门为此立下规管海外行贿的法律。这是牟利企业的本性，为了追求利润，为了打击对手，为了取得市场，它们一定会见缝插针地寻找一切可乘之机。

然而，正所谓入乡随俗，贪污行贿也自有其地方特色。外企在华行贿的问题还不是行贿自身，而是他们对在华行贿的看法。三十年来，美国商学院开设了许多文化课程，帮助未来商界领袖明了各地市场的文化传统以及其中的商业习惯。这类课程往往简化了复杂的社会现象，隐含“文化本质论”式的偏见；可是它又不乏实证的效果，真能在某些场合大派用场，因此渐渐形成一套主流常识，进入了通俗的商业书籍。

就拿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关系”来说吧，且看专门提供跨文化交易服务的Kwintessential公司怎样在其网络字典中定义它：Guanxi是中国文化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也表示一方对另一方的义务，建立在历次的社会互动与好处的交换之上。…Guanxi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金，能够在双方之间储存或者消费。…好处的交换不限于同类型的服务。所以如果一个人介绍你给另一个人，而你帮他取得外国护照或者让他的孩子去外国念书，这不算是越界的行为。不只如此，礼物也是建立和扯平Guanxi的常用手段。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有负于人，他就该用礼物恢复平衡。同样地，如果感到自己犯了对方，或者想强化关系的力度，也可以动用礼物。

从这段简短的描述里面，读者能够学到什么呢？他也许会觉得“ 送礼”是配合中国人的表现，是取得中国伙伴欢心的行为。至于那份礼物是一本外国护照，还是别的什么，就大有斟酌空间了。尽管这个空间是灰色的，甚至可能接近黑色，但也不失为尊重文化差异的恰当表现。再推演下去，Guanxi这个东西就可以变得很危险了，既在法律和道德的界限边缘，却又有实际的效果验证，最后还能用文化差异去合理化一切疑点。“送礼”到底是破坏市场规则的恶行，还是和中国人跨文化交往的必备工具？它什么时候犯法？又什么时候不犯法？对不少外商而言，这还真是个存乎一心的敏感问题。（来源：腾讯网 责任编辑：alias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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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今天转载了一篇选自《中国青年报》的署名文章：禾刀：看中国酒桌社交的江湖式诚信。文章对现流行的“酒桌文化”做了一番分析，探讨了社会诚信危机与“酒”之联系。转载于此共享。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了中国从北到南，从商场到官场的“酒桌社交”，甚至明白了汉语语境下“关系”一词的含义。但他们除了依旧不能适应中国的 酒桌文化外，还认为这背后隐藏着制度、体制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形容说，在中国，“关系”是一个迷宫般的网络，外人很难窥得其中的奥秘，维护这个迷宫需 要昂贵的成本，而酒是其中一项。（《西安晚报》8月17日）

别说外国人搞不懂，就是置身于酒桌社交中的国民，也常常深感既被酒桌社交所累，又常常难置身于外，否则，要么与社会格格不入，沦为孤家寡人，进而工作推动起来自然十分艰难。酒桌社交风潮之下，形成了许多灰色关系哲学，比如“酒杯一端，政策放宽；酒足饭停，不行也行；饭馆酒醉，不是也对”。灰色哲学的背后，终其根本在于一个“求”字，即有求一方向被求一方以酒饭表达原则之外的感情忠诚。

平级如朋友亲人也有以酒饭盛情的，但真正对社会构成危害的则是不同等级为“求”而来的酒饭款待。如同下级对上级，项目争取方对审批方，乙方对甲方， 政策公关者对把关者……一些从事业务的人深知，酒桌是沟通的理想渠道之一，许多业务正是在觥筹交错的杯光酒影中达成的。正因如此，敬酒者唯恐意不真情不 切，宁愿以醉“殉忠”，唯此才可能达成请客吃饭拉拢感情的最终目的，这点很像武侠小说里大碗喝酒称兄道弟式的江湖式诚信，只是，在这种酒饭铰接的江湖式诚 信链条的同时，原则业已沦为夯实个人感情的筹码。也不知道万科的王石，在深感不行贿被孤立被嘲笑的背后，到底有多少幕后交易达成于酒桌之上。

关于诚信，《小康》杂志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选为本年度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小康杂志8月16日）。这五 个群体并非酒桌社交主流，虽然占据着社会的绝对多数，但缺乏足够支配社会资源的制度平台，加之本身工作特性抑或制度宗教等客观原因，导致他们被迫置身于江 湖式诚信体系之外，反倒成全了他们诚信的清白名声。

《小康》杂志的调查还着重提到，“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很显然，这才是社会关系中的核心部分，本来应努力构建社会显性关系规则的“三类”，其诚信却颇受质疑，这或许可以成为潜规则盛行的原因。

以社会发展眼光看，个人感情至上的江湖式诚信理当为文明社会所抛弃。社会诚信体系失守，同时意味着原则政策等潜规则失灵，江湖式诚信必然打着各种幌子趁虚而入，积极上位。实际上，被请吃者往往寄望于此种途径，表面上是考察对方忠诚度，实则也是判断自己打的那些小九九的安全系数。这也就是讲，所谓的江 湖式诚信并非只是因为一时兴起，仅仅贪图那一杯杯玉琼良浆，一时的口感之快，往往更在于政策失守背后的利益勾结。引用一句老话: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 无缘无故的爱，酒桌社交将这种爱恨演绎得如此逼真，只是晕头晕脑之时，犹如那些醉驾司机，什么原则制度只怕早就甩到耳朵背后。

7月30日，《凤凰网》以《一个法国人的中国观察》为题转引了一位在华法国人关于“世界公民”观点的博客文章。这位名叫何诺的作者，在他题为《我们是谁?》的文章中提出他关于“我们”、“你们”的理解，以及一个在中国的老外所体会的“内外观”。他认为：

其实，我们人类基本都有两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来自大自然，我们首先都是人，属于共同脱氧核糖核酸的种类，可以互相交配。

第二个身份来自文化和社会，我们都是他国的外国，外地人。 这个第二个身份主动，又被动。国旗，国歌，运动比赛，爱国主义的目标都是要让一堆人感觉属于同一个家庭，因为政治的原因把一群人在同样一个权力下团结起来。这个过程建造了“我们”和“别人”的概念。

他同时认为：

出生的国家，母语我们都不能选择。不过文化呢？我认为21世纪的世界公民是一个“文化混血”，可以选择吸取各文化的优点，享受一个多重丰富的身份。

他文章中谈到的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是谁》一期，我们在这里也曾转引。

2008年10月18日，新华网转引刊登了《中青在线-青年参考》题为：《金融时报》中文网作家:我眼中中国人的精神解放的文章，内容选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2008年04月14日的《我眼中的中国改革30年 》。文章描述了作者眼中中国人自改革开放以来30年来社会精神层面的变化：“在西方，人们谈到中国的改革时，通常指的是经济改革。但仔细观察一下这30年来中国的发展，你就可以发现，相比经济上的巨变，更为细微、但也更为深刻的变化，其实是人们精神上的解放。”此处将转载新华网内容，以共飨。

30年前的1978年，我在中国北方一个不知名的深山沟里，接受着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一天晚上，我所在的连队集合，去看电影《黑三角》。当电影主题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响起来时，我们连里不多的城市兵之一、来自山东青岛的小王凑到我耳旁：“你知道这是谁唱的吗？”我摇摇头：“不知道。”小王眼中闪着兴奋的幽光：“李谷一！你听，那唱法多新潮！”

在西方，人们谈到中国的改革时，通常指的是经济改革。但仔细观察一下这30年来中国的发展，你就可以发现，相比经济上的巨变，更为细微、但也更为深刻的变化，其实是人们精神上的解放。

当然，中国人的精神解放，远远不止于听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但毫无疑问，随着邓丽君的歌曲从年轻人房门紧闭的卧室飘入大街小巷、唱遍神州大地，更大规模的思想解放、文化解冻的春潮，包括人道主义思潮、伤痕文学、朦胧诗、现代画、摇滚乐、《走向未来》丛书等等文化现象，便一波接一波地涌入，浸润了中国人那一度干涸的心田…

至今，中国改革开放已实行了30年。当年“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开放”这档子事之初，可能没想到：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开放”到国际上之前，“中国制造”的人倒是先自己把自己给“开放”到国境之外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个词儿：“国际大串连”，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中国人的“他乡遇故知”，变成了“他国遇故知”。所以，即使你在伦敦遇上了你在中国吹掉的老情人，也不要因此过于吃惊啊。

2008年年初，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在伦敦市中心一家中餐馆，为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饯行。他也曾是“国际大串连”大军中的一员，在英国学习、工作了近20年。如今他又要流动了，不过，这一次他是反向流动：他要回中国工作，当一回这个年头颇为时髦的“海龟”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中国人仍然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方式流向西方的同时，另外一股逆向的潮流也开始渐成规模，愈涌愈大，进入新世纪，回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人认为有必要为这股潮流起一个新名词：“海归潮”。

这股回流潮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从一个非常僵硬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改制的同时，还保持了高速的增长，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成为一个令西方刮目相看的迅速崛起的经济强国。

具体到吸引一个个“海龟”的微观原因，也很简单：“海归”后的收入，与西方有一比，有时甚至更高。例如，我们的这个朋友这次回中国要去的公司，其实并非外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企业，但收入一点儿不差。他这次决定“海归 ”，直接的起因是，他就职的那家英国公司大规模裁员，但谁都清楚，他工作出色，再裁也裁不到他。

间接的原因，大家心里也有数，其实是此前他的几位前同事“海归”后的示范效应。他的一位“铁哥们儿”2001年“海归”后，如今已成为身价千万的中国著名企业家，受此诱惑，他也不免心动，而这次公司裁员便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终于痛下决心，抛妻别子，单身“海归”。

最近，中国一家报纸的一位记者来英国，参加一个有关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因为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专程赶到她下榻的伦敦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去探望她。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中，我们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漫无边际地聊着。不知不觉，话题转到了中国这30年上。

“这30年中，你在中国和在海外待的时间大致是一半对一半，你同时具备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角色，”她眼睛眯着，望着我，“那么，在你的眼中，中国这30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的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我把剩下的半杯咖啡喝完，也未能给出一个答案。想来想去，我觉着，我既无力总结中国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发生的种种巨变，也无法用三言两语浓缩我个人的复杂感受，无奈，只好把我上面写过的那几段个人经历的故事，简单地给她复述了一遍… （文：魏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编者注：因版面所限，文有删节）

如火如荼2008北京奥运会接近尾声！“中国加油”已是奥运语言，“加油”也成了国际词汇。金牌第一之外，奥运还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无疑，奥运实际上是一次中国与世界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是一次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正是：此刻你不用“走向世界”，世界已经来到你的面前；也是：中国培育“全球公民”意识的契机。全球公民的概念再次引人注目：

“全球公民”的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的。20世纪40年代末，他对纽约附近新泽西州的一些社会名流进行了调查和访谈，发现这些颇有影响的人物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本土人”（localites）和“全球公民”（cosmopolites）。前者为当地社区内成员所熟知，具有相当强烈的“本土认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没有出国的经历，主要阅读的是当地出版的报纸。相比之下，后者受教育的程度更高，外出旅行的次数更多，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更长，他们接触的是《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这样更具有“全球视野”的媒体。20世纪80年代以降，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潮流使得“全球公民”的数量大大增加。媒体的全球化使得每个人足不出户，便可知晓世界风云。因此，“全球意识”（cosmopoliteness）成为每个现代人身上不可或缺的一种素质。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融汇与调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体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正如以上一篇中谈到的，这是一次“中国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契机”。

图：8月14日，意大利选手安德烈亚·明古齐获得古典式摔跤84公斤级金牌后情不自禁亲吻礼仪小姐。

新华网2008年6月29日转载《环球时报》文章：1056名被访者出境游调查：中国人喜欢哪些国家

中国人喜欢哪些国家？他们最喜欢购买哪个国家的产品？最想去哪个国家旅游和度假？他们心中的投资、留学、移民天堂又分别是哪里？一份关于31个国家形象的调查报告日前出炉。报告的样本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武汉这五个城市的1056名被访者。

上海人更倾向美国

调查显示，北京、广州、成都和武汉均有超过三成的被访者认为“整体印象”最好的国家是瑞士，他们对瑞士的感觉是“富有”、“安静”、“高贵”、“友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则紧随其后。

有所不同的是，在上海市民眼中，美国以“富裕、民主”的形象颇受青睐，成为“整体印象”最好的国家。调查显示，有39%的上海被访者认为美国对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贡献最大，高于其他城市10个百分点。另外，表示愿意去美国度假或投资的上海被访者比例也超过其他城市近15个百分点。

捷思市场研究及顾问有限公司研究主任陶宜芳表示，这个结果其实并不令人意外。美国对上海的影响力非常强大，在上海，美剧、美国的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甚至卡通片无处不在。而且越来越多的上海人去美国留学，很多上海人也在美资企业工作，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美国人，所以比较认可美国。调查还显示，70%的上海被访者认为美国文化娱乐最为发达，对自己影响最大，61%被访者表示最爱美国的数码产品。

同为近邻的日韩情况又怎样呢？有12%的上海被访者表示喜欢韩国，但仅有不到 4%的被访者认为日本“友好”。人们对日本的印象多为“勤奋”、“有创造力”和“谨慎”，但是去日本投资、移民以及留学的意向都很低。在总体印象的排名中，日本仅列第17位，在发达国家中最低。“虽然有不少上海人在日本留学或生活，但其中大多数人是出于职业规划的考虑或有亲戚朋友在日本。纯粹从感情上考虑，选日本的相对较少。”在日本留学两年的小张说。

老年人喜欢法国文化

调查显示，高达64%的上海被访者认为法国“浪漫”，其次是“有艺术气息”和“高贵”。不仅如此，在人们心目中，法国是对世界和平贡献最大的国家（32%），也是他们旅游度假的圣地。法国的自然风光和艺术是被访者提到最多的，甚至法国娱乐也超过韩国，排在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近一半的男性被访者喜爱日本的娱乐，而韩国文化的崇拜者中女性较多。另外，年龄越小的越倾向于日韩，而年纪越大则越关注法国文化。日韩文化较时尚，夸张的造型和强烈的电子音乐风格更能吸引年轻一代。但是法国文化深沉内敛，歌剧、芭蕾舞和交响乐等适合年纪稍大的人欣赏。”陶宜芳说。

投资与旅游选择相符

记者在报告中发现，上海被访者对旅游目的地国和投资国的选择上差别不大。70%的被访者表示法国、澳大利亚、美国和瑞士是旅游度假的首选，随后则是以古迹著称的希腊、埃及和新西兰。可见，购物优势和自然风光、古迹名胜成为吸引国内游客的两大卖点。而在投资方面，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新西兰仍是投资和移民的首选。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金砖国家”（由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创造的新词，指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则是投资的“第二梯队”。

在美国经营皮具生意的吴先生告诉记者：“10年前去美国投资主要考虑到它是发达国家，政策法规比较齐全，去做生意心里比较有底。但是现在，自己有很多朋友会选巴西、印度等近年来经济发展快的国家。虽然有些风险，但是赚钱的机会相对也多。现在的人眼界比以前开阔了，胆子也更大了。”

新华网2008年5月18日发表题为大半个国务院入川 外报称中国式总理想学学不来的文章，转引新加坡《联合早报》18日刊登署名周兆呈的文章说，“中国的总理难为”，“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以下为文章摘要：

无论是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还是2004年底印尼大海啸，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领导人会在灾难发生时，除赶到现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之外，还要亲自担任救灾总指挥。毕竟前者属于政治职责，后者属于专业领域。

而在中国地震救灾的前四天里，温家宝几乎是把大半个国务院搬到了四川。他自己在震后仅仅几个小时就已经坐镇灾区，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公安部长孟建柱一直跟随身旁。副总理回良玉后来也赶到，5月15日晚间在四川列车上召开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会议上，也看到了教育部长周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等多位部长。

温家宝亲临一线，四处疲于奔命地指挥、调度、慰问。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总理的到场除了提高应变效率、争取黄金时间、督促地方官员、现场拍板解决问题之外，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指挥救灾、慰问百姓，更是灾场和全国民心稳定的巨大精神力量。

中国总理这个职位，自周恩来时代开始，就被赋予了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的形象，“周总理”三个字既是一代中国人对周恩来的永恒纪念，也是对继任者的道德标尺和衡量比照。

1966年3月8日，中国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周恩来于3月9日、3月10日、4月1日先后三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顶着寒风、踏着瓦砾、进窝棚、下地窖、慰问伤病员，站在木箱子上给父老乡亲喊话，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这是1960年代中共高层与民众在危机时刻的沟通渠道和方式，双方没有距离，充满信任。2008年的地震与之以及1976年的唐山地震相比，拯救能力变得更强、处理方式变得公开透明、舆论更为自由开放、举国救灾的机制更为有效，而总理与受灾民众沟通的语言、慰问的姿态、鼓励的方式，自三四十年前至今，仍是一以贯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当温家宝对着灾民喊“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你们”，当温家宝对着救援部队说“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当温家宝对着电视镜头向全国表示，“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正在灾区受苦受难的民众以及对痛苦感同身受的中国其他地方人民，从这样沙哑颤抖而坚定的声音中，都听出了其中的温情、决心和斗志，绝不是流于表面和形式的口号。

这些政治话语，一旦灾难来袭，政治领袖的喊话却有了强大的动员力量，这样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语言，能够发挥出巨大的鼓舞作用，让灾区民众焦虑、恐惧的心情得到缓和，对未来不会绝望；参与救灾的人员也能够被激发出战斗意志，团结拼下去。“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与汶川人民心连心”、“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这些在救灾、安置现场比比皆是的标语、横幅，看似套话，却有着强大的精神激励效果。

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急行军数十公里奔赴灾区、没日没夜解救灾民的时候，除了人道精神，也有理想与光荣的信念追求，“军民一家”、“人民子弟兵”的词汇才如此令他们刻骨铭心；当温家宝哽咽着抚慰儿童说，“孩子，别哭，孩子”，“以人为本”的理念才不会是仅仅停留在会议公报和党报党刊上的文字。

中国总理作为执政党最高层领袖，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之外，同时也需要成为政党理想和原则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或者是展示者，证明这些政治话语不是形式、不是套话，而是执政者坚持的信念。

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

Photo Source: www.sohu.com

一衣带水的近邻，彼此间的距离却又仿佛相隔万水千山。当春暖花开的五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再次重逢，历史的烽火硝烟已渐渐散去，现在最需要的是重新打开一扇窗，发现日本，了解日本。它其实并不是我们过去想像的那样单一。大与小、灵与肉、贫与富、东与西、左与右，组成了这个矛盾的国度。

新华网2008年5月8日转自《国际先驱导报》的精彩文章介绍日本文化，题为：日本：中国人必须了解的邻国。以上是原文按语。撰稿：马挺。

大与小：弹丸小国怀大国梦

“中国算什么‘大国’啊，只不过‘大’就是了”。这句话虽出自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教师之口，却反映了普通日本人近来对中国的看法。话里第二个“大（读degai）”在日语里是个子大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只是面积大，人口多，算不上真正“强大”的国家。

向来对“大小”很在意的日本人，虽然拥挤在陆地面积不到38万平方公里的小小土地上，却有着很深的弹丸“大”国情结。

“大”帝国的破碎

已废除的“明治宪法”正式名称是《大日本帝国宪法》。其实“大日本帝国”并没有被规定为日本的国号。当时的宪法原案里没有“大”，而有制宪成员提出应按“皇室典范”案加上“大”字；反对者认为在宪法中使用“大”，有妄自尊大之嫌。最后由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裁定，加上“大”。但未明确定为国号。

之后，日本的对内外公文书使用了“日本、日本国、日本帝国、大日本国、大日本帝国、帝国、Japan”等一堆名称，直到1935年开始，才由外务省统一对外用 “大日本帝国”至战败。

在战后日本政府向占领军司令部（GHQ）提交的新宪法案，还是用的“大日本帝国”。但GHQ不予受理。等GHQ把瞒着日本人起草的宪法案日译本递到外相吉田茂手里时，上面只用“日本国”。

喜欢和中国比“大小”

我以前也一直以为“小日本”个子矮。身高一米八的我到了日本，最初住在日式房子里，前额总是受到门框的“阻击”，渐成驼背。可见以前的日本人矮是真的。可是上街、乘车却一点儿没有鹤立鸡群的感觉，我的学生，尤其是男生，有不少能与我比肩。

我的一位在音响公司工作的学生到中国留过学。当时还在开放初期，他已经看出中国的发展势头很快能赶上日本，就悄悄地跟我说，你们有了人口第一，四大发明，万里长城，就留给我们日本一点儿吧，别什么都是“中国第一”。

无独有偶，与一位在香港留过学的女学生谈起中国的漆器，她很吃惊：“漆器不是只有日本才有吗？”日本的漆器确实很精致，世界上甚至把“大漆”称为“Japanese lacquer”。但我在漆器工厂当过8年工人，略知中国漆器历史的久远。我说，你去看看马王堆出土文物吧。她嗫嚅着：“怎么什么都是你们中国的呢？”后来，她干脆嫁到中国去了。

骨子深处的“小”

对“大”与“小”，日语里还有另一种用法。比如说某人“态度‘大（degai）’”，意思是骄横高傲。如果说要把身体变“小”，意思就近似“蜷缩”。除了不舒展身体，更是要在人前显出卑微谦逊。

总的来说，日本人生活中是讨厌“大”而惯于“小”。说日本男孩子没风度，也与此有关。女孩子含胸佝背也就算了，男的跟着学，就猥琐了。我对日本学生们并不避讳自己不喜欢日本人（不是指一个个具体的人）。偶有胆儿大的学生问我，不喜欢日本人什么地方。我说，因为“不堂堂正正”。今年我又宣布了一条新规矩：上课可以用手机发信息，记笔记。看学生们正在惊讶，就加上一句：“条件是，要用就在桌面上堂堂正正地用，在下边搞‘小’动作的，就请给我出去！”

日本国民不满意政府对美国外交的“小”姿态。但是战败国，没办法。对中国，大多数成年人还是心有愧疚。尤其在中国虽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时，日本人可以客气一些，或者说显得比较大度。但当中国不光是“大”，而且要真正“强大”时，日本人的嫉妒与无奈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其实，一月底开始的“饺子风波”就是日本人对中国的一次总爆发。

灵与肉：性开放下“坐怀不乱”

两个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一起从浴室出来。男孩对女孩说：“你身子可长得真不错了啊！”女孩子兴奋地问：“真的？啊，真高兴！咱们俩有多少年没一块儿洗澡了？”“嗯，有十多年了吧！”……

这是日本电视剧的一个场景。两人幼时是邻居，常在一块儿洗澡玩耍。长大重逢，并非恋人关系，却有了上面的一幕。我到日本二十几年，才敢相信这种“坐怀不乱”在日本是可能的。

两个学生，一男一女，为我打工。晚了，女孩子就到男生的单身住处过夜。据说是一夜无事。日本还有一种“杂鱼寝”，就是男男女女，挤在一间榻榻米房间睡。当然是聚会喝多了之后。一般也是相安无事。

一个洗澡，一个睡觉，都与“性”有关。从中国固有的贞操观来看，那日本人就是“性开放”了。

独特的“耻的文化”

日本孩子接触性信息比较早，对性的神秘感不太强。家庭成员、师生之间，也不避讳这类话题。你问日本人的初恋对象，往往告诉你是幼儿园时的某某某。

同时，日本很多父母不允许20岁以下的女孩子“外宿”，还规定了“门限”。也就是回家的时间。早的到晚七点，最晚也是十点半。

但日本女孩子大了以后，还要和爸爸一起洗澡。有些人矢口否认，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前几天电视里就播出专访：女儿每天和爸爸洗澡到二十几岁，出嫁前还是由爸爸给剃的胎毛。结婚后带丈夫回娘家，还是要和爸爸一块儿入浴。女婿在一旁也只好表示理解。当然，能够成为一台节目，也说明这种事情在日本已不常见了。

日本文化被认为是“耻的文化”，但在中国人看来，还不如说是“恬不知耻的文化”。殊不知，“耻的文化”是相对西方基督教的“原罪文化”而言的。

“淫乱”的男女混浴

去年见到境外著名中文媒体的某著名女主播。几句话就谈到日本人“淫乱”。理由之一就是“混浴”。

我初到日本，也经常在日本人面前嘲讽“混浴”。在一个学中文的社会班上，也照样冷嘲热讽了一顿。学生中一位我很敬重的老太太，日本有名的“歌人（和歌作家）”，下课后对我说：“马先生，混浴并不像您想像的那样。在那种场合，虽然都是赤裸，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开放的境界，不会有邪念的。”

我从此就对“混浴”缄口不言了。

日本人昔日除了在家里用木桶洗浴，就是到野外温泉。那时男的穿“下带（类似短裤）”，女的穿“汤浴着（薄浴衣）”。裸浴据说始于江户时代，公共澡堂子也开始普及。后江户大名松平定信发出男女混浴禁止令，实际上只限于取缔“卖春”。明治时代，外国人大量进入日本，原则上就不让“混浴”了。据说到战后才被真正禁止。但我一位曾在占领军中服务的亲戚说，当时在东京、横滨一带的澡堂子还是 “混浴”的。可女孩子一听到有外国人说话就跑掉了。

现在要找真正的“混浴”，就得到深山的温泉去。那里可能辟有“混浴区”。我就是在九州山间的露天温泉“混”过一次。男女老少几十个人，除了一位跟男友来的女性围着浴巾，其余都是“裸”的。有人在池子里泡，有人坐在池旁小酌。几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少女，在池边的石头上跳来跳去……透过蒸腾的水汽，远处山影绰约，自然、朴素、原始、开放。至今还感到奇怪的就是当时竟无一丝“邪念”。

麻烦的“性”

中、日虽都用一个“耻”字，但含义的不重合部分很大。如果说中国人的“耻”往往限于“性”，那日本人“耻”的范围则广得多。现在日本女厕所里多备放水仿音器，因为即使让同性听到排泄声也是“耻”；回答不上老师的问题；给朋友、上司添了麻烦等等，都使日本人感到“耻”。结婚几十年的老太太，从来没有叫过丈夫“您”，据说是害羞。

我在车上看到一个“痴汉（流氓）”暗中欺负女学生，上前制止。争执起来，女孩子不出来作证，反倒抽身下车了。后来才明白，日本人觉得被当众注目比暗中受辱更为“耻”。

在现代日本人看来，性不但是正常的，甚至是麻烦的。男女恋人、夫妇之间的“性less”甚至成为社会问题。要么男女约会，见面就进入“正题”，为的是怕话多语失，伤了和气。而大学教室里，男女“自然”地分开坐，下了课也是各扎一堆，很少当众交谈。

贫与富：平等社会也分等级

日本2005年底的“流行语大奖”评选，中奖语是“想定内（外）”，受奖者是当时炙手可热的网络公司“活力门”CEO堀江贵文。而刚过年，2006年1月16日，东京地检“特搜部”就强行搜查了“活力门”总部，继而逮捕了堀江。被保释后，他就躲在公司和自宅所在的53层“六本木丘”大厦里闭门不出，靠叫外卖过日子。这大概是堀江“想定外”的吧。

堀江的沉浮就是日本“仇富”的一个象征性案例。

最恨不仁之富

日本人其实不仇“为富”，而恨“不仁”。一来，日本的贫富之差相对不大，像个枣子，肚子大两头小。二来，富人不爱“显呗”。偶有匿名者，在信封里放一两万日元，加上一封劝人努力学习的信，放在公共厕所等处，任人捡拾。三是一般人都觉得富人是“云上之人”，与自己无关。

近年来，有些“西洋风”吹入日本。“性星”群中异军突起一对“叶氏姐妹”，颇有些西洋身材，极限裸露出镜。两人以异父姊妹相称，以暗示自己尽享西洋式的“豪宅、豪游、豪购、豪性”为卖点。但毕竟不合日本人口味，闹了十几年了，也未成大气候。

堀江也是冒了日本风土的大不韪。他在东京大学读了一半就投身信息产业，赚了一笔钱后，就想买下濒于破产的职业棒球队，不成后却一举出名。又钻法律盲点，偷偷购入大量“日本放送”的股票，意在并吞。未果，但猛赚１４００亿日元。接着又竞选众议员。落选，又要染指宇航事业……

这种与日本传统经营大相径庭的作法，就算没有超出法律界限，也进入了“不仁”的范畴。“替‘民’行道”的检方在“内侦”了一年后，终于抓住了他的尾巴。

日本人所谓的“竞争机制”，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要活，但也让你活”，尽量不设敌，不把对方置于死地。

老的日本人，勤勉节约，多不以西方式享受为然。大经营者，往往赚了一辈子钱，吃了一辈子的泡饭咸菜，却也安然。再者，挣多了财产也没用。给子女要赠与税；死了要遗产税，而且税率极高。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交不起遗产税，只好把老爷子在东京目白的宅子卖掉一半。日本就是以此防止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

贫富歧视影响至今

日本社会表面平等和谐，但暗部却隐藏着深刻的等级歧视。

前几年，因一位议员私下议论另一位“像××这种部落出身者是当不上日本首相的”，而闹出新闻。我来日本十几年也没听说过日本还有“部落”，这才知道“部落民”是日本社会中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部落民”至少可以上溯到十四世纪的室町时代。日本人昔日不吃四条腿的动物。就连想吃兔子，也要假装是鸡。可是为了获取皮革，就需要屠杀牛马制革。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是在村落里没有住处，傍水而居的穷人。在封建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中，根本没有他们的地位，被称为“河原人”“秽多”“非人”。战后才改称“部落民”。

虽然明治时期明令解放“秽多”、“非人”，却引起村民的反抗。战前战后有“水平社”等组织为追求“部落民”的解放、平等而抗争，但由于这种歧视根植于日本人观念深层，至今在就职、结婚等方面，还是存在严重的歧视。

日本著名文学家三岛由纪夫，就因被怀疑是“部落出身”，结婚前曾受到女方家长的严密调查。就是“部落者”本身也讳莫如深。有人快要结婚了，却突然被女方拒绝，后来才知道，连女儿也不知道她父母是“部落出身”。

东与西：身在东方心在西方

初到日本，出入庆应大学的图书馆。对面来了一位女学生，就开门等着她通过。只见她愣了好几秒，才明白我是在为她开门，又道歉又致意，鞠躬弯腰像鸡啄米，弄得我也手足无措了。

当时不明白，这么洋气的学生，居然不懂“Lady First”（女士优先）？其实第一个将西方“男女平等”介绍到日本的，正是这家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据说也是出自他的《脱亚论》。

西方心抹不去东方身

当时日本的革新派，看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沦为半殖民地，危机感很强，在主张日本 “富国强兵”的同时，认为 “儒教”是造成中国腐败落后的根源。以福泽为代表的“脱亚”思想，实际上就是“废除儒教”、“脱却中华思想”。但说到“入欧”，可能有些冤枉福翁了。因至今在福泽的言论里，没有检索到“入欧”一词。反而，他在《脱亚论》中把西方文明比作不可抵御传染的“麻疹”，是不得不接受的。可以说，不仅当时，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也未得“入欧”。

“明治宪法”参考了德国等欧洲各国的宪法。但日本议会政治直到战后，也只是穿了一件“西方民主”外衣，内核还是“和为贵”的日本村落文化。国会表面上很热闹，实际上是各党的幕后秘密交易主导。形式上，不管议员质询如何尖锐，大臣、首相只能低声下气答辩。

为了显出政治的“火药味”，参照英国议会的模式，在1999年11月创立了“党首讨论”，使首相也可以反问在野党。而在野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在第一次“党首讨论”时，问首相小渊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理，今天早餐您吃的是什么啊？”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原则”，在日本也是幌子。日本的物价很高，其原因之一是商品批发环节过多。但老百姓并无大怨言，他们知道，各个批发层次也养活着一批人。

缺乏原创的东西矛盾体

日本发展到了需要文字阶段，正好旁边有一个文字高度发达的中国，日本人就义无反顾地把“汉字”搬来了。其实汉语和日语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能把汉字这件衣服如此巧妙地穿在大和语（古日语）身上，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学”的本领，以至使日文成为世界上几乎惟一兼有表音意两种功能的文字。

日本人“原创”能力欠如，但其“学习”之彻底，与单纯的“拿来主义”、“学以致用”不可同日而语。古时日本人都以能直接写汉文、作汉诗为上品。我的两位日本同事常有汉诗唱和。一见面就切磋韵脚、平仄、用典、雅俗。

日本人具有非常现实的行为模式。汉字是“嵌”在日语里，挖不掉了，但 “中华思想”“妨碍进步”就可以脱却；西方“文明”像汉字一样可以改造；战后的“美国一边倒”，也只是躲不开的“麻疹”，顶多落个“麻脸”。但人还是日本人，文化还是日本文化。

请允许我“原创”一个“文化的核”的概念。假设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中核”，中华民族的“核”庞大而松散，大到了几乎说不清边缘的程度；日本民族的“核”微小且紧固，小到了连自己也不知其所在和内容。可能正是意识到“核”的松散，所以中国人对外来文化历来强烈抵御，生怕搅乱了自己的秩序；大概正是因为知道“核”的坚固，所以日本人不惧引进任何文化，反正一切都可以“为我所用”。

茶，来自中国。到了日本，演变成“茶道”。咖啡来自西方，日本人却要按茶道规矩先把杯子转半个圈再喝，才算“正宗”。

在日本，不管是“东”还是“西”，最终都变成了日本的“东西”。

左与右：右左分野鹰鸽大战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22年前，刚到东京，就看到几辆漆黑的宣传车，涂着“保皇”“爱国”“国体护持”的字样，打着日本军旗，车上的人用高音喇叭大声喊着。我马上拿出相机。没想到接我的朋友立刻跳过来，压住我的手，神情恐怖，连声说“可怕！可怕！”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所谓典型的日本“右翼”。

“右翼”的半边天

在日本，“右派”、“右倾”与“右翼”不是一个意思。“右翼”主要是指一类团体。他们自称“民族派”。其思想背景可以追溯到日本受到欧美列强威胁的幕府末期。明治维新后，成为反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带有暴力倾向的团体，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温床。战后受到GHQ的取缔。但因冷战而又被利用为压制进步势力的工具。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就被右翼成员当众刺杀。就连具有反战倾向的三笠宫亲王（昭和天皇的弟弟），也曾是他们恐怖行动的目标。

由于“左翼”人士以学者为主，近年来，知识型“右翼”也在形成。日本著名文学家三岛由纪夫，政治思想极端右倾，批判日本新宪法，组织右翼团体等等。他于1970年鼓动自卫队政变失败而剖腹自杀。

目前有几位“学者”可以称得上是“右翼”，但影响力远不及三岛。主张 “反对‘自虐史观’”、“肯定‘大东亚战争’”、“否定远东军事法庭”、“反美”、“改宪”、“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威胁论”等等。“新历史教科书”的背后，就有他们的影子。

在媒体方面，右翼的攻击对象是有进步取向的《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我3月份在《朝日新闻》上载文，批评日本媒体借饺子中毒事件，煽动反华厌华情绪，就有人匿名寄明信片到学校给我，开宗明义就是：“北京五轮（奥运）粉碎”。这不过是“右翼”的小爪子。也有在网上开骂的，就是所谓新兴的“网络右翼”了。另外，还有煽动仇华、厌华的“产经”等报刊，被日本的“左翼”揶揄为“营业右翼”。

“鹰鸽”大战是常态

国内一些媒体往往不加说明地突出转载《产经新闻》的文章，使人感到日本舆论好像都是反华的。其实，《产经新闻》之类，“右翼”色彩太浓，日本人往往一笑置之。以此代表日本人的对华观，有失偏颇。

在政界，一般不称“左右”，而用“鹰派”、“鸽派”，或“保守”、“革新”来区别。而且，自民党内鸽派不少；民主党内鹰派势力也很强。在国会的争论，除了海外出兵、改宪之类，大多是利益集团的冲突。

近年来日本国会内的武斗很罕见了。有时在野党会在表决时群起抢麦克，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发言者受到嘲骂而极少回口，是日本议会的一大风景。新人还要学如何嘲骂。动手是不行的。曾有个摔跤出身的议员就因为用水泼嘲骂他的议员，受到25天禁止进入国会的处分。

国会内的卫士很厉害，既不能动武又要维护秩序。3月30号，自民党要在众院强行通过汽油附加税法案，但众院议长河野被民主党议员堵在议长室。还是卫士将他团团围住，送入会场的。

其实，鹰派、鸽派也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说清的。比如，一般认为应该由鹰派掌握的防卫省（厅），而有好几任防卫大臣（长官）都是鸽派。现任大臣石破茂看上去“鹰”得很，对中国的态度也很强硬，但他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推行侵略的借口；反对日本“持核”。

转载新华网 2008年04月10日文： 《南德意志报》：中国古老的茶文化再次苏醒。文章在编者按中说：进入21世纪，喝茶在欧美重新流行起来。鉴于中国的日趋繁荣，专家们预料：欧洲城市的咖啡馆中有更多种类的茶叶可供选择的一天即将到来。德国《南德意志报》4日就此刊登一篇题为《皇帝的发现》的署名文章，要点如下：

茶叶之于中国人，就如同葡萄酒之于欧洲人。虽然由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会鉴赏葡萄酒，但中国茶也因其繁多的品种和古老的传统而被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视为一流的奢侈品。其实这是个再发现的过程，因为自从1560年葡萄牙人第一次将茶叶带入西方以来，这种昂贵的植物叶子就成了除丝绸和瓷器之外，欧洲商人最渴求的商品。

不过，中国茶的历史要比这久远得多。传说3000多年前，神农氏游历南方时发现了茶叶。当时，仆人正在为他烧水，一片叶子恰好被风吹入锅中，水于是变成了绿褐色。神农氏决定品尝锅中之水，发现它令人气爽神怡。茶叶由此诞生。

中国的茶文化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不仅茶叶和佛教后来一起传入日本，而且公元800年问世的《茶经》也出自一位名为陆羽的和尚之手。《茶经》记载了极其精湛的饮茶技巧和礼俗，以及不同种类的茶叶对身体和心灵所起的作用。几个世纪以来，茶文化已经产生出需要用一生时间来掌握的深刻哲学和技巧。

“从理论上说，喝茶是一门学问，从实践上说，它是一门艺术”，一位在中国浙江做买卖的日本茶商说。”水温、沏茶技术和工具的使用因茶叶而异，需要很高的准确性、大量的知识和练习。”不过，并非只有精于茶道和学问高深的人才喝茶，茶道也是一种大众文化。

在中国，人们一日三餐都喝茶。紧跟潮流的中产阶级不仅能区分美式咖啡和卡布其诺，也能分清花茶和龙井。商人们在茶楼寻找适合谈生意的气氛。在茶文化气息历来比北方省份更为浓郁的广东省，人们早晨不是去”吃早饭”，而是去”喝早茶”。南方人喝茶时也更注重礼节。

与欧洲盛行喝红茶不同，绿茶是中国人最喜欢也是流传最广的茶叶。中国种植的茶叶差不多有3/4是绿茶。很受欢迎的一种绿茶是杭州的龙井，清朝的乾隆皇帝认为它是中国最好的茶叶。乾隆曾四下杭州，钦点了18株最好的茶树。这些茶树所产的茶叶属于非卖品，只能进贡皇宫。现在，最好的春茶每两最多可以卖到 7000元人民币。尽管如此，春茶通常在之前的冬天就已预售一空。

饮茶肯定正在中国复兴，一种古老的文化再次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