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此前在国家汉办的一个专题讨论会上谈论中国文化时，认为：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绵延5000年，一直延续至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其生命根基源于中华文化的三大特点即三“道”，一是人格模式上的君子之道，二是思维模式上的中庸之道，三是行为模式上的礼仪之道。同时，他还用三个“缺少”辩证地分析了中华文化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如缺少公共意识、缺少实证意识和缺少法制意识。

中国在发展，在影响世界，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世界；中国应该拿什么影响世界…

8月23日，腾讯网转载南方报网的一篇文章，谈及一本名为《guanxi》的书。看书名就知，这是一本“描述”中国人（或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书。关于中国文化里的“关系”，几年前曾与一位美国人谈起过，他对这个“关系”很感兴趣，并努力凭借他作为一个外国人的理解力来理解这个对他来说是极为神秘的东西。他感觉新奇，并努力地探究…

中国应该拿什么影响世界…

“送礼”到底是破坏市场规则的恶行，还是和中国人跨文化交往的必备工具？

梁文道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很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在机场书店候机的时候，就隐隐约约感觉到“力拓”（Rio Tinto）这类案件迟早是要发生的。

那天我在英文商业书的新书架上，注意到一本书的书名特别奇怪，叫做《Guanxi》，打开一翻，原来里头全是教外国人在中国做买卖的实用知识。从我这个中国人的角度，这本书的内容也可说得上是相当全面了，由各省的环境物产一直谈到中国人的心理学，几乎所有刚刚抵达中国这片土地的老外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它全都粗略囊括进去了。问题是它为什么要用“关系”的英文音译来做书名呢？莫非它的作者认定“关系”才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终极诀窍？放下这本书，我再四处看看，赫然发现同类的书还有不少，并且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关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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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今天转载了一篇选自《中国青年报》的署名文章：禾刀：看中国酒桌社交的江湖式诚信。文章对现流行的“酒桌文化”做了一番分析，探讨了社会诚信危机与“酒”之联系。转载于此共享。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了中国从北到南，从商场到官场的“酒桌社交”，甚至明白了汉语语境下“关系”一词的含义。但他们除了依旧不能适应中国的 酒桌文化外，还认为这背后隐藏着制度、体制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形容说，在中国，“关系”是一个迷宫般的网络，外人很难窥得其中的奥秘，维护这个迷宫需 要昂贵的成本，而酒是其中一项。（《西安晚报》8月17日）

别说外国人搞不懂，就是置身于酒桌社交中的国民，也常常深感既被酒桌社交所累，又常常难置身于外，否则，要么与社会格格不入，沦为孤家寡人，进而工作推动起来自然十分艰难。酒桌社交风潮之下，形成了许多灰色关系哲学，比如“酒杯一端，政策放宽；酒足饭停，不行也行；饭馆酒醉，不是也对”。灰色哲学的背后，终其根本在于一个“求”字，即有求一方向被求一方以酒饭表达原则之外的感情忠诚。

平级如朋友亲人也有以酒饭盛情的，但真正对社会构成危害的则是不同等级为“求”而来的酒饭款待。如同下级对上级，项目争取方对审批方，乙方对甲方， 政策公关者对把关者……一些从事业务的人深知，酒桌是沟通的理想渠道之一，许多业务正是在觥筹交错的杯光酒影中达成的。正因如此，敬酒者唯恐意不真情不 切，宁愿以醉“殉忠”，唯此才可能达成请客吃饭拉拢感情的最终目的，这点很像武侠小说里大碗喝酒称兄道弟式的江湖式诚信，只是，在这种酒饭铰接的江湖式诚 信链条的同时，原则业已沦为夯实个人感情的筹码。也不知道万科的王石，在深感不行贿被孤立被嘲笑的背后，到底有多少幕后交易达成于酒桌之上。

关于诚信，《小康》杂志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选为本年度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小康杂志8月16日）。这五 个群体并非酒桌社交主流，虽然占据着社会的绝对多数，但缺乏足够支配社会资源的制度平台，加之本身工作特性抑或制度宗教等客观原因，导致他们被迫置身于江 湖式诚信体系之外，反倒成全了他们诚信的清白名声。

《小康》杂志的调查还着重提到，“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很显然，这才是社会关系中的核心部分，本来应努力构建社会显性关系规则的“三类”，其诚信却颇受质疑，这或许可以成为潜规则盛行的原因。

以社会发展眼光看，个人感情至上的江湖式诚信理当为文明社会所抛弃。社会诚信体系失守，同时意味着原则政策等潜规则失灵，江湖式诚信必然打着各种幌子趁虚而入，积极上位。实际上，被请吃者往往寄望于此种途径，表面上是考察对方忠诚度，实则也是判断自己打的那些小九九的安全系数。这也就是讲，所谓的江 湖式诚信并非只是因为一时兴起，仅仅贪图那一杯杯玉琼良浆，一时的口感之快，往往更在于政策失守背后的利益勾结。引用一句老话: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 无缘无故的爱，酒桌社交将这种爱恨演绎得如此逼真，只是晕头晕脑之时，犹如那些醉驾司机，什么原则制度只怕早就甩到耳朵背后。

7月30日，《凤凰网》以《一个法国人的中国观察》为题转引了一位在华法国人关于“世界公民”观点的博客文章。这位名叫何诺的作者，在他题为《我们是谁?》的文章中提出他关于“我们”、“你们”的理解，以及一个在中国的老外所体会的“内外观”。他认为：

其实，我们人类基本都有两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来自大自然，我们首先都是人，属于共同脱氧核糖核酸的种类，可以互相交配。

第二个身份来自文化和社会，我们都是他国的外国，外地人。 这个第二个身份主动，又被动。国旗，国歌，运动比赛，爱国主义的目标都是要让一堆人感觉属于同一个家庭，因为政治的原因把一群人在同样一个权力下团结起来。这个过程建造了“我们”和“别人”的概念。

他同时认为：

出生的国家，母语我们都不能选择。不过文化呢？我认为21世纪的世界公民是一个“文化混血”，可以选择吸取各文化的优点，享受一个多重丰富的身份。

他文章中谈到的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是谁》一期，我们在这里也曾转引。

2008年10月18日，新华网转引刊登了《中青在线-青年参考》题为：《金融时报》中文网作家:我眼中中国人的精神解放的文章，内容选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2008年04月14日的《我眼中的中国改革30年 》。文章描述了作者眼中中国人自改革开放以来30年来社会精神层面的变化：“在西方，人们谈到中国的改革时，通常指的是经济改革。但仔细观察一下这30年来中国的发展，你就可以发现，相比经济上的巨变，更为细微、但也更为深刻的变化，其实是人们精神上的解放。”此处将转载新华网内容，以共飨。

30年前的1978年，我在中国北方一个不知名的深山沟里，接受着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一天晚上，我所在的连队集合，去看电影《黑三角》。当电影主题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响起来时，我们连里不多的城市兵之一、来自山东青岛的小王凑到我耳旁：“你知道这是谁唱的吗？”我摇摇头：“不知道。”小王眼中闪着兴奋的幽光：“李谷一！你听，那唱法多新潮！”

在西方，人们谈到中国的改革时，通常指的是经济改革。但仔细观察一下这30年来中国的发展，你就可以发现，相比经济上的巨变，更为细微、但也更为深刻的变化，其实是人们精神上的解放。

当然，中国人的精神解放，远远不止于听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但毫无疑问，随着邓丽君的歌曲从年轻人房门紧闭的卧室飘入大街小巷、唱遍神州大地，更大规模的思想解放、文化解冻的春潮，包括人道主义思潮、伤痕文学、朦胧诗、现代画、摇滚乐、《走向未来》丛书等等文化现象，便一波接一波地涌入，浸润了中国人那一度干涸的心田…

至今，中国改革开放已实行了30年。当年“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开放”这档子事之初，可能没想到：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开放”到国际上之前，“中国制造”的人倒是先自己把自己给“开放”到国境之外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个词儿：“国际大串连”，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中国人的“他乡遇故知”，变成了“他国遇故知”。所以，即使你在伦敦遇上了你在中国吹掉的老情人，也不要因此过于吃惊啊。

2008年年初，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在伦敦市中心一家中餐馆，为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饯行。他也曾是“国际大串连”大军中的一员，在英国学习、工作了近20年。如今他又要流动了，不过，这一次他是反向流动：他要回中国工作，当一回这个年头颇为时髦的“海龟”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中国人仍然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方式流向西方的同时，另外一股逆向的潮流也开始渐成规模，愈涌愈大，进入新世纪，回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人认为有必要为这股潮流起一个新名词：“海归潮”。

这股回流潮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从一个非常僵硬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改制的同时，还保持了高速的增长，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成为一个令西方刮目相看的迅速崛起的经济强国。

具体到吸引一个个“海龟”的微观原因，也很简单：“海归”后的收入，与西方有一比，有时甚至更高。例如，我们的这个朋友这次回中国要去的公司，其实并非外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企业，但收入一点儿不差。他这次决定“海归 ”，直接的起因是，他就职的那家英国公司大规模裁员，但谁都清楚，他工作出色，再裁也裁不到他。

间接的原因，大家心里也有数，其实是此前他的几位前同事“海归”后的示范效应。他的一位“铁哥们儿”2001年“海归”后，如今已成为身价千万的中国著名企业家，受此诱惑，他也不免心动，而这次公司裁员便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终于痛下决心，抛妻别子，单身“海归”。

最近，中国一家报纸的一位记者来英国，参加一个有关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因为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专程赶到她下榻的伦敦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去探望她。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中，我们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漫无边际地聊着。不知不觉，话题转到了中国这30年上。

“这30年中，你在中国和在海外待的时间大致是一半对一半，你同时具备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角色，”她眼睛眯着，望着我，“那么，在你的眼中，中国这30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的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我把剩下的半杯咖啡喝完，也未能给出一个答案。想来想去，我觉着，我既无力总结中国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发生的种种巨变，也无法用三言两语浓缩我个人的复杂感受，无奈，只好把我上面写过的那几段个人经历的故事，简单地给她复述了一遍… （文：魏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编者注：因版面所限，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