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8日，新华网转引刊登了《中青在线-青年参考》题为：《金融时报》中文网作家:我眼中中国人的精神解放的文章，内容选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2008年04月14日的《我眼中的中国改革30年 》。文章描述了作者眼中中国人自改革开放以来30年来社会精神层面的变化：“在西方，人们谈到中国的改革时，通常指的是经济改革。但仔细观察一下这30年来中国的发展，你就可以发现，相比经济上的巨变，更为细微、但也更为深刻的变化，其实是人们精神上的解放。”此处将转载新华网内容，以共飨。

30年前的1978年，我在中国北方一个不知名的深山沟里，接受着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一天晚上，我所在的连队集合，去看电影《黑三角》。当电影主题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响起来时，我们连里不多的城市兵之一、来自山东青岛的小王凑到我耳旁：“你知道这是谁唱的吗？”我摇摇头：“不知道。”小王眼中闪着兴奋的幽光：“李谷一！你听，那唱法多新潮！”

在西方，人们谈到中国的改革时，通常指的是经济改革。但仔细观察一下这30年来中国的发展，你就可以发现，相比经济上的巨变，更为细微、但也更为深刻的变化，其实是人们精神上的解放。

当然，中国人的精神解放，远远不止于听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但毫无疑问，随着邓丽君的歌曲从年轻人房门紧闭的卧室飘入大街小巷、唱遍神州大地，更大规模的思想解放、文化解冻的春潮，包括人道主义思潮、伤痕文学、朦胧诗、现代画、摇滚乐、《走向未来》丛书等等文化现象，便一波接一波地涌入，浸润了中国人那一度干涸的心田…

至今，中国改革开放已实行了30年。当年“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开放”这档子事之初，可能没想到：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开放”到国际上之前，“中国制造”的人倒是先自己把自己给“开放”到国境之外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个词儿：“国际大串连”，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中国人的“他乡遇故知”，变成了“他国遇故知”。所以，即使你在伦敦遇上了你在中国吹掉的老情人，也不要因此过于吃惊啊。

2008年年初，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在伦敦市中心一家中餐馆，为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饯行。他也曾是“国际大串连”大军中的一员，在英国学习、工作了近20年。如今他又要流动了，不过，这一次他是反向流动：他要回中国工作，当一回这个年头颇为时髦的“海龟”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中国人仍然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方式流向西方的同时，另外一股逆向的潮流也开始渐成规模，愈涌愈大，进入新世纪，回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人认为有必要为这股潮流起一个新名词：“海归潮”。

这股回流潮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从一个非常僵硬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改制的同时，还保持了高速的增长，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成为一个令西方刮目相看的迅速崛起的经济强国。

具体到吸引一个个“海龟”的微观原因，也很简单：“海归”后的收入，与西方有一比，有时甚至更高。例如，我们的这个朋友这次回中国要去的公司，其实并非外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企业，但收入一点儿不差。他这次决定“海归 ”，直接的起因是，他就职的那家英国公司大规模裁员，但谁都清楚，他工作出色，再裁也裁不到他。

间接的原因，大家心里也有数，其实是此前他的几位前同事“海归”后的示范效应。他的一位“铁哥们儿”2001年“海归”后，如今已成为身价千万的中国著名企业家，受此诱惑，他也不免心动，而这次公司裁员便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终于痛下决心，抛妻别子，单身“海归”。

最近，中国一家报纸的一位记者来英国，参加一个有关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因为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专程赶到她下榻的伦敦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去探望她。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中，我们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漫无边际地聊着。不知不觉，话题转到了中国这30年上。

“这30年中，你在中国和在海外待的时间大致是一半对一半，你同时具备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角色，”她眼睛眯着，望着我，“那么，在你的眼中，中国这30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的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我把剩下的半杯咖啡喝完，也未能给出一个答案。想来想去，我觉着，我既无力总结中国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发生的种种巨变，也无法用三言两语浓缩我个人的复杂感受，无奈，只好把我上面写过的那几段个人经历的故事，简单地给她复述了一遍… （文：魏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编者注：因版面所限，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