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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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30日，当期的《中国新闻周刊》《特别策划》栏目刊出了一组文章，主题是：“我们是谁”？值得关注！以下是其中一篇的内容，标题即为《我们是谁？》，作者为该刊评论员秋风。转引时添加了目录和引用框。该期《特别策划》栏目的其它文章请见注释1。
我们是谁？
“中国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过去一百年，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从而构成了一种集体身份焦虑。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人们想问，中国人的文化标识究竟有哪些？或者是否需要独特的文化标识；另一方面，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让我们可以产生归属感？并且在国际体系中为“中华民族”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个人选择范围扩大、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促使国家重新定位，身份焦虑在人们的心灵中再度趋向尖锐。而思想界能否对其进行理性思考与辩论，民众能否就此达成底线共识，对于我们究竟能否从心理上、从制度上走出这种焦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身份焦虑
19世纪中叶以前，天朝臣民对于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国家实力具有一种绝对的自信，甚至是傲慢。当时人们以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核心和重心。但随着清军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惨败，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北洋军队败于日军，士大夫天下主义的深层自信走向瓦解。敏锐的官僚、知识分子一步一步走向对自身文化的根本怀疑。到了新文化运动时代，其三个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气质及思想倾向完全不同，但对待传统的心态却惊人相同: 仅仅模仿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文化革命，而这种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的过去。
民族国家定位的焦虑
文化身份焦虑是现代中国人身份认同焦虑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困惑与焦虑。
先前的“天朝”是一个老大帝国，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有一种自豪感。19世纪后中国被动地进入一个全新的国际社会，力图成为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却是一个后进者、弱者。这种身份记忆刻骨铭心，一直左右着国人百余年的精神。
而随着民族国家观念而来的是19世纪末流行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弱肉强食被知识界普遍视为国际秩序的法则。这一世界图式让精英阶层具有一种强烈的亡国灭种焦虑感，人们迫切地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这也正是20世纪的中国出现一次又一次剧烈变动的精神根源。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焦虑感转化为内部制度变革的冲动，清末立宪和民主共和革命接踵而至。民国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认同。而此时恰值西方国家的殖民冲动消失，国人亡国灭种的焦虑有所缓解。实际上，从1922年开始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就根本改观，走上了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历程：那一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与行政自主，日本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并撤出山东，同时修改中国与各国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提上议事日程。
到抗战前，中国已废除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抗日战争激发出全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把国家、社会、个体整合成一个人人都意识得到的“中华民族” 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此稳固形成。通过这场战争，中国人也初步找到了世界大国的感觉，中国成为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不过，“中华民族”在外部世界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并不能代替内部政治秩序对于人们的国家认同的决定性作用。内战爆发，政局翻天覆地，此后三十年，中国以世界革命领导者的身份自居，这本身给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带来一种荣耀感。封闭的环境让人们无从了解西方世界的现实，这更有利于培养盲目的自豪。
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展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西方，人们再一次产生了一种急起直追的紧迫意识，学习西方、融入国际也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共识。到90年代初，这种共识解体。有人连续发表著作呼吁中国可以说“不”。随后的经济增长使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更推动普通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发生微妙变化。
在自己强大之后，人们似乎反而更愿意回忆过去的伤痛。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的心理似乎更加敏感，对历史屈辱的回忆更为执着，并在这种记忆基础上观察自己和曾经的对手。因而，人们格外关注日本的一举一动，并且本能地做出愤怒的反应。面对日本，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中国本来是战胜国，中国本来应当在构建两国关系新格局中发挥主动作用。
在知识圈中则出现一种对国力的自豪感。较早时，学者们嘲笑“休克疗法”之后的俄罗斯；最近几年在中国与印度的对比中，部分经济学家对印度的增长大不以为然;在关于拉美模式的讨论中，也有一种蔑视眼光，尽管事实上，拉美大多数国家的绝对经济水平都在中国之上。现在，有一些经济专家也在预测，“中国的GDP何时将赶上美国”。
但是，近两年来，民众对于学者们的这些豪迈议论却产生了抵触情绪。人们提出一个问题，GDP规模、国家崛起是否增进了我个人的福利？于是，民族国家的认同焦虑再一次指向了内部治理秩序：当世界已经承认中国的大国身份的时候，民众怎样才能过上一个大国国民的有尊严的生活？
克服精神危机的制度之道
至少从精神角度看，文化与国家身份焦虑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尤其是较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但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大多数时间，感受到这种焦虑的人们似乎总是在极端的情绪、观念之间摇摆，而难以做出理性的抉择。在大众媒体与互联网时代，这种困扰以一种更加缺乏节制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让问题显得更为尖锐。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超越历史、超越激情，理性地解决文化与国家认同焦虑，在古、今、中、外的坐标系上，找到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国际上的定位？
应当说，文化与国家身份意识不应当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加灌输，那样的结果肯定是扭曲人们对自己、对国家的认知，就像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的德国、日本出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狂热。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既然是一种主观的集体意识，那么，其恰当的形成过程，就是集体的自愿选择，即通过知识分子的理性辩论，通过无数民众的自由行动，而自然地、自发地生成一种文化认同，它将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区别于他者的个性。
非常重要的是民众在现实中的选择自由。与韩国、日本、或者与香港、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曾经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导致传统在至少两代人那里中断；在政治性认同丧失吸引力后，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找不到根基。当然，也有一些民众开始自发地回归传统的习俗、信仰、生活方式，但这种自发努力在很多方面又遭遇制度瓶颈，而无从自由伸展。
应当说，西方文化、生活方式进入中国，让人们多了一种选择；同样，传统的复兴也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因此，中西交织于当代中国，乃国人的一种福分。部分人士对于传统式微的焦虑感，其实来自于“文化市场”上的过分失衡，而这种失衡实与官员的心态、与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有关。比如，一心追求现代化的官员是否乐意看到传统的复兴？另比如，假如政府能够将传统节日列为公众假日，自可使某些传统习俗逐渐复兴。
国家身份认同同样不能由国家强加，而应当由人民在历史的背景下自愿选择。也即，需要各个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和诉求，首先形成一种精英共识，再形成一种更具有价值导向意义的民族共识。这种身份共识可以约束国家的具体战略选择、战术选择，从而让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也能在国际秩序中同时达成道义的与利益的目标。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得以解决，身份认同焦虑有效缓解，归根到底，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事情，它需要知识分子、官员、民众的理性辩论、良性互动，需要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与国家的道德目标和现实利益，并自由地做出明智的选择。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宽松的制度环境。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不能化约为制度问题，但能够展开理性辩论、平等参与的制度，乃是解决集体身份焦虑，让一个民族的文化较为健全地生长，人民在内部和外部享有较多尊严的前提。
在经历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世界日益关注中国的今天；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将比以往更加频繁与具体。这种无法回避的交流与冲突，迫使中国（中国人）在文化上做出选择：或包容，或自封；或拿来，或送去。然而，正如以上文章庄严提出的：在这交流与冲突之间，中国（中国人）怎样才能获得民族与个人的尊严？的确，“中国文化在今天正处于重新选择、自主创新的关口之上，过去的判断很不可靠，何况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公认的判断，而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溶合，正是中国文化选择和创新的重要契机”。
附原文编者按：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
历史上，自诩为“天 朝大国”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住在中式建筑里，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敬爱着天地君亲师，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这些，曾 经是中国人的标识。而自100多年前开始“师夷长技”以来，中国文化或妄自菲薄，或自暴自弃，属于自己的文化衣衫渐被撕破，庄重从容的古老文明渐行渐远。 现在，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以“前所未闻”的速度重新唤回大国荣耀的今天，我们有理由重新找寻：我们是谁？
中共中央提出，努力建设民主 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 求，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建设和谐社会，我们面对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不乏迷惘和困惑。只有找到自己，才能认识自己，超越自己。我们应 该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应该寻找我们的精神“锚地”，我们应该明晰这个最本初的命题：我们是谁？
两年前，我们为纪念《中国新闻周 刊》出版发行200期，策划了“重构中国精神”一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在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新时期全体中国人共同命题的今天，本刊为纪念出版发行 300期而特别策划的报道，就自然聚焦到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命题：我们是谁？ 本期刊出的报道，作为整组报道的上半部分，旨在提出问题，引起思考和讨论。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积极关心和参与我们的探讨。我们将在下一期专辟栏目，刊发读 者的意见。在本刊正式出版的300期中将刊登整组报道的下半部分。敬请垂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