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Nov
2006

我们是谁?

Beijing Opera

2006年10月30日,当期的《中国新闻周刊》《特别策划》栏目刊出了一组文章,主题是:“我们是谁”?值得关注!以下是其中一篇的内容,标题即为《我们是谁?》,作者为该刊评论员秋风。转引时添加了目录和引用框。该期《特别策划》栏目的其它文章请见注释 [1]

我们是谁?

“中国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过去一百年,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从而构成了一种集体身份焦虑。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人们想问,中国人的文化标识究竟有哪些?或者是否需要独特的文化标识;另一方面,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让我们可以产生归属感?并且在国际体系中为“中华民族”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个人选择范围扩大、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促使国家重新定位,身份焦虑在人们的心灵中再度趋向尖锐。而思想界能否对其进行理性思考与辩论,民众能否就此达成底线共识,对于我们究竟能否从心理上、从制度上走出这种焦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身份焦虑

China Newsweek19世纪中叶以前,天朝臣民对于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国家实力具有一种绝对的自信,甚至是傲慢。当时人们以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核心和重心。但随着清军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惨败,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北洋军队败于日军,士大夫天下主义的深层自信走向瓦解。敏锐的官僚、知识分子一步一步走向对自身文化的根本怀疑。到了新文化运动时代,其三个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气质及思想倾向完全不同,但对待传统的心态却惊人相同: 仅仅模仿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文化革命,而这种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的过去。

民族国家定位的焦虑

文化身份焦虑是现代中国人身份认同焦虑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困惑与焦虑。

先前的“天朝”是一个老大帝国,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有一种自豪感。19世纪后中国被动地进入一个全新的国际社会,力图成为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却是一个后进者、弱者。这种身份记忆刻骨铭心,一直左右着国人百余年的精神。

而随着民族国家观念而来的是19世纪末流行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弱肉强食被知识界普遍视为国际秩序的法则。这一世界图式让精英阶层具有一种强烈的亡国灭种焦虑感,人们迫切地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这也正是20世纪的中国出现一次又一次剧烈变动的精神根源。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焦虑感转化为内部制度变革的冲动,清末立宪和民主共和革命接踵而至。民国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认同。而此时恰值西方国家的殖民冲动消失,国人亡国灭种的焦虑有所缓解。实际上,从1922年开始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就根本改观,走上了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历程:那一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与行政自主,日本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并撤出山东,同时修改中国与各国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提上议事日程。

到抗战前,中国已废除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抗日战争激发出全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把国家、社会、个体整合成一个人人都意识得到的“中华民族” 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此稳固形成。通过这场战争,中国人也初步找到了世界大国的感觉,中国成为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不过,“中华民族”在外部世界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并不能代替内部政治秩序对于人们的国家认同的决定性作用。内战爆发,政局翻天覆地,此后三十年,中国以世界革命领导者的身份自居,这本身给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带来一种荣耀感。封闭的环境让人们无从了解西方世界的现实,这更有利于培养盲目的自豪。

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展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西方,人们再一次产生了一种急起直追的紧迫意识,学习西方、融入国际也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共识。到90年代初,这种共识解体。有人连续发表著作呼吁中国可以说“不”。随后的经济增长使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更推动普通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发生微妙变化。

在自己强大之后,人们似乎反而更愿意回忆过去的伤痛。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的心理似乎更加敏感,对历史屈辱的回忆更为执着,并在这种记忆基础上观察自己和曾经的对手。因而,人们格外关注日本的一举一动,并且本能地做出愤怒的反应。面对日本,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中国本来是战胜国,中国本来应当在构建两国关系新格局中发挥主动作用。

在知识圈中则出现一种对国力的自豪感。较早时,学者们嘲笑“休克疗法”之后的俄罗斯;最近几年在中国与印度的对比中,部分经济学家对印度的增长大不以为然;在关于拉美模式的讨论中,也有一种蔑视眼光,尽管事实上,拉美大多数国家的绝对经济水平都在中国之上。现在,有一些经济专家也在预测,“中国的GDP何时将赶上美国”。

但是,近两年来,民众对于学者们的这些豪迈议论却产生了抵触情绪。人们提出一个问题,GDP规模、国家崛起是否增进了我个人的福利?于是,民族国家的认同焦虑再一次指向了内部治理秩序:当世界已经承认中国的大国身份的时候,民众怎样才能过上一个大国国民的有尊严的生活?

克服精神危机的制度之道

至少从精神角度看,文化与国家身份焦虑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尤其是较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但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大多数时间,感受到这种焦虑的人们似乎总是在极端的情绪、观念之间摇摆,而难以做出理性的抉择。在大众媒体与互联网时代,这种困扰以一种更加缺乏节制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让问题显得更为尖锐。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超越历史、超越激情,理性地解决文化与国家认同焦虑,在古、今、中、外的坐标系上,找到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国际上的定位?

应当说,文化与国家身份意识不应当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加灌输,那样的结果肯定是扭曲人们对自己、对国家的认知,就像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的德国、日本出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狂热。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既然是一种主观的集体意识,那么,其恰当的形成过程,就是集体的自愿选择,即通过知识分子的理性辩论,通过无数民众的自由行动,而自然地、自发地生成一种文化认同,它将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区别于他者的个性。

非常重要的是民众在现实中的选择自由。与韩国、日本、或者与香港、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曾经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导致传统在至少两代人那里中断;在政治性认同丧失吸引力后,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找不到根基。当然,也有一些民众开始自发地回归传统的习俗、信仰、生活方式,但这种自发努力在很多方面又遭遇制度瓶颈,而无从自由伸展。

应当说,西方文化、生活方式进入中国,让人们多了一种选择;同样,传统的复兴也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因此,中西交织于当代中国,乃国人的一种福分。部分人士对于传统式微的焦虑感,其实来自于“文化市场”上的过分失衡,而这种失衡实与官员的心态、与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有关。比如,一心追求现代化的官员是否乐意看到传统的复兴?另比如,假如政府能够将传统节日列为公众假日,自可使某些传统习俗逐渐复兴。

国家身份认同同样不能由国家强加,而应当由人民在历史的背景下自愿选择。也即,需要各个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和诉求,首先形成一种精英共识,再形成一种更具有价值导向意义的民族共识。这种身份共识可以约束国家的具体战略选择、战术选择,从而让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也能在国际秩序中同时达成道义的与利益的目标。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得以解决,身份认同焦虑有效缓解,归根到底,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事情,它需要知识分子、官员、民众的理性辩论、良性互动,需要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与国家的道德目标和现实利益,并自由地做出明智的选择。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宽松的制度环境。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不能化约为制度问题,但能够展开理性辩论、平等参与的制度,乃是解决集体身份焦虑,让一个民族的文化较为健全地生长,人民在内部和外部享有较多尊严的前提。

在经历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世界日益关注中国的今天;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将比以往更加频繁与具体。这种无法回避的交流与冲突,迫使中国(中国人)在文化上做出选择:或包容,或自封;或拿来,或送去。然而,正如以上文章庄严提出的:在这交流与冲突之间,中国(中国人)怎样才能获得民族与个人的尊严?的确,“中国文化在今天正处于重新选择、自主创新的关口之上,过去的判断很不可靠,何况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公认的判断,而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溶合,正是中国文化选择和创新的重要契机”

附原文编者按: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

历史上,自诩为“天 朝大国”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住在中式建筑里,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敬爱着天地君亲师,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这些,曾 经是中国人的标识。而自100多年前开始“师夷长技”以来,中国文化或妄自菲薄,或自暴自弃,属于自己的文化衣衫渐被撕破,庄重从容的古老文明渐行渐远。 现在,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以“前所未闻”的速度重新唤回大国荣耀的今天,我们有理由重新找寻:我们是谁?

中共中央提出,努力建设民主 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 求,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建设和谐社会,我们面对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不乏迷惘和困惑。只有找到自己,才能认识自己,超越自己。我们应 该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应该寻找我们的精神“锚地”,我们应该明晰这个最本初的命题:我们是谁?

两年前,我们为纪念《中国新闻周 刊》出版发行200期,策划了“重构中国精神”一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在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新时期全体中国人共同命题的今天,本刊为纪念出版发行 300期而特别策划的报道,就自然聚焦到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命题:我们是谁? 本期刊出的报道,作为整组报道的上半部分,旨在提出问题,引起思考和讨论。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积极关心和参与我们的探讨。我们将在下一期专辟栏目,刊发读 者的意见。在本刊正式出版的300期中将刊登整组报道的下半部分。敬请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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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们是谁?”《特别策划》栏目的其它文章:《我们是谁》;《无“礼”的中国人?》;《汉语式微?》;《中医已到告别时?》;《中式服装今安在?》;《“保卫”中国节?》;《传统建筑破产?》;《挥去“受害者”梦魇》;《胸怀天下?》;《中国算老几?》;《我们的精神锚地在哪里?》等。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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